主持人：孔同

　　评论员：李光一 《解放日报》 资深记者 
           刘芳 《解放日报》 观点版 主编
           支玲琳 《解放日报》 观点版 记者

　　孔同：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解放网《内容工场》时事点评。

    话题一：

　　又是一周过去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一周当中发生的一些新闻时事。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是“德国之声”记者发布的。新闻中说，中国法学家刘仁文表示中国法律界其实早就已经要废除死刑，关于这一件事情法学专家们都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民意非常的反对。对此不知道三位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芳：在中国民间一直认为“杀人偿命”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很显然如果取消了死刑杀人者岂不是肆无忌惮了，所以民间反对废除死刑我们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但是不是正如德国之声的记者所说，中国法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个我们不能确认。

　　我知道取消死刑确实是知识分子心目当中必然要做的事情，甚至有很多国家确实把取消死刑作为一个人权的体现，体现国家发展先进性标志性的进程。美国其实还没有取消死刑，但据我所知在近十几年之内被执行死刑的人仅仅是个位数的，他们对于这个死刑非常的严谨。人是区别于动物的，区别于动物的原因就是不会残杀自己的同类，哪怕自己的同类真正的犯了错，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事情。

　　李光一：我们现在假如说中国法学界达成了共识，民意反对，那么应不应该取消？法律是体现民意还是体现知识分子还是体现法学界的意见？

　　刘芳：要看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东西是不是就真的代表了法律的原则，所以也形成了两种意见。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形成共识，有很多的法院工作者是明确反对（取消）死刑的，因为对于他们的工作来说是有效的，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犯罪率因为死刑会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不见得大家真的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就民间而言，我们传统的思想对于那种贪赃枉法者、杀人不眨眼者的痛恨恐怕也是非死刑不能解恨的地步。

　　但在我的立场我是倾向于取消死刑的，我是认为人再恶也要给他留一条命，无论后面怎么惩罚它，剥夺他的自由，始终杀一条命我觉得是于心不忍的一件事情。

　　孔同：支玲琳你是学法律的，你了解很多法学界的专家是不是真的有刘仁文这样的想法呢？

　　支玲琳：我们哪怕去做一个市场调查都很难得出最最准确的结论。事实上我觉得法学界是否达成共识我暂且不谈，我谈一下我看到的另外一条新闻。去年年底，在河南启动了一个中国人道屠宰启动仪式，从0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要对猪屠宰要进行人道屠宰这样的培训，赶猪的时候要用塑料拍轻轻拍它的屁股，然后它上断头台的时候要让它看到他的同类，不至于那么恐惧。放到今天的语境下我们对猪都尚且如此，对人是不是应该更加人道，是不是应该取消死刑？

　　刘芳：这还是两个问题，并不是执行死刑就不人道，也有人道的死刑法，比如说注射。你刚刚说的“猪道”可以分两方面理解，一个是可以体现人道精神或者猪道精神，另一方面是不是人的自私，认为非恐惧状态下死亡的猪肉质会更加鲜美？

　　支玲琳：用知识分子的话说，我们对猪都如此“猪道”了，对人是不是应该更加人道应该取消死刑。

　　老百姓为什么会反对取消死刑，因为死刑无疑是最有震慑力，最有威慑力的刑法。我看到有一个网友的话很精辟，老百姓觉得关键是对于死刑对于这个东西要慎重，我们不要把一些该判死刑的判死了，有些该判死刑的去到巴厘亚钓热带鱼去了，尤其对一些贪官。

　　刘芳：我还有一个观点，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最大的问题一定要遏制住滥用死刑，就是说取不取消死刑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为时尚早的话题，但是一定要遏制住滥用死刑。现在已经有最高法院把死刑的核准权收归上取得进程，另外还有一条原则，处以死刑的一定是穷凶极恶者，那些贪赃枉法者他没有穷凶极恶到杀人如麻的地步都不应该处以死刑。

　　孔同：但是这个穷凶极恶很难去判定，已经是我们一个概念程度上了，用法律去量刑的话还是比较难？

　　刘芳：应该有这样的量刑办法，就是对于它的杀人手段会有一个判断。

　　支玲琳：难道一定杀人放火就是穷凶恶极？那贪赃枉法就不是穷凶恶极。

　　刘芳：对的，我认为贪赃枉法就不是穷凶恶极。

　　支玲琳：这个问题大家有分歧。

　　李光一：她们两位意见我非常赞成，死刑应该是从严，完全取消的话老百姓恐怕也不一定能完全接受，到底谁应该被杀？还是想到毛泽东以前说的，凡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罪大恶极的杀，原则上能不杀尽量不杀。我们国家现在死刑权收上去以后说这个问题慎重很多了。我也不是完全赞成取消死刑就代表了人权的进步。

　　支玲琳：你宽容了一个人导致了更多的人受伤害。

　　李光一：我们的民族是这样的，我们很多问题还没有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比如人家既然认了错就应该宽恕。特别是在现在转轨的过程当中，大家的心态都比较浮躁，看到一些问题特别愤恨。刚才两位就在讨论什么叫穷凶极恶，贪官算不算，这个就是有争议了。有些人认为不应该杀，倒过来一部分人觉得应该杀，这个问题比较难。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现在高法的做法比较好，杀人要慎重。

　　孔同：其实我比较同意大家刚刚都达成共识的一个观点，就是虽然说死刑应不应该废除暂时还没有一个结果，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比较慎重的对待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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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二：

　　接下来来看下面一条新闻，最近有一个委员在两会的政协小组讨论上曾经提出，国家部委的“儿孙部门”也应该减一减，因为中央下面的分支部门实在是太多了，可能一个部门下属单位就会有100多个。

　　支玲琳：这个背景就是大部制改革，这个委员其实就是国家审计署的李金华，李金华的潜台词就是,现在大家都为大部制一片叫好，但是虽然现在我们搞了大部制，下面可能还是有很多儿孙部门的，这个是需要更加注意的，不要光做上头的功夫。

　　中国已进行了5轮机构改革。当时在1998年的时候，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一段挺动情的话，我到底现在印象还挺深刻的，他说,哪怕前面有万丈深渊，哪怕有地雷火炮，他也一往无前，无所畏惧一定要把这个改革进行下去。但是事实上到现在每次我们精简机构改革都越减越多。

　　刘芳：这是什么原因，朱镕基下了这么大的狠誓，最后发现还是走不出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关键我们的改革出现了一个问题，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个是带着个人非常主观的意志。虽然有这个决心，但是能不能对应下面最现实的情况，比如你现在要把上百个儿孙部门全部砍掉，这些部门所在的这些人员以后干什么去，这些人如果没有办法安顿好势必国家又会想出一些办法去安顿他们，就是另外一个部门又会诞生。这些人所从事的这些事情，也不见得人家100多个儿孙部门每天就是看报纸，抽香烟，喝杯清茶，如果这些部门砍掉了，他们原先做的事情又该谁来做？所以关键问题是，跟下面的现实没有对接起来。

　　如果我们的社会已经转变到了能够公民自治了，比如居委会的事情，居委会是不是应该存在，比如小区里的事情业主委员会能够自己解决了，也许居委会就不用存在了。就是这些事情的解决已经有人能够自动代替了，这些人和这些事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这时候，这个改革针对一个已经成熟的市场来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样的话可能遭到的反弹就会小很多。

　　孔同：不过我很担心的是有很多老百姓会认为现在所谓的要精简，其实到最后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多，人会变得越来越膨胀。

　　刘芳：通过了精简然后又设立新的部门，然后有相关权利者就会把自己身边的亲戚塞进来就导致了部门的再膨胀怪圈。

　　李光一：这次李金华委员炮轰发改委也算这次两会的一大新闻，李金华委员多少还是代表了民意的。刚刚闭幕的两会上，新闻媒体公布了国务院各机构官员的票选数，反对票和弃权票最多的第一位是教育部部长，第二位就是铁道部部长，第三位就是原来主管发改委的马凯先生。大家可能对这个部门有一些意见。刚才几位说的非常好，国家如果要把部门改掉，其实非常容易，只要把工资总额给灭掉了这个机构就没有了，所有机构都是和工资有关的。如果有5个部门是没有工资的，我觉得这个部门一分钟也存在不了。是不是要精简我觉得和国家机关没关系，工厂企业可以分流，农民可以进城，难道原来做机关的人就不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吗？我觉得这是个人行为，和政府无关，也可以提前退休。

　　刘芳：恰恰改革是自断手臂的事情，这些人把自己分流掉，他们总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李光一：这就要国务院、党中央最高层的决策机构下一个决心，把银行的帐号封了，我相信这些人不会赖在这边，因为国营企业改革都是一路走来的，厂都可以改，工人比官员还要多，上海的国企改革，仪表系统、纺织系统有多少人改革下来的。

　　刘芳：关键问题是这些工人是被人改革，而这些官员是自己改革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改革成功不了的原因。

　　李光一：原来你是官员帮人家改革，我现在告诉你现在改到你头上来了，比他高的官员来改革他了呢？

　　刘芳：事实上这个高级的官员自己也可能面临着被改革的命运，因为他把他的手下去掉之后，他是不是还有存在价值。

　　李光一：在大部制的改革中，部长少了，局长少了。我觉得做部长的人如果除了做部长以外什么都不能做的话，我觉得你离开部长这个标准是越来越远了。

　　支玲琳：我想用一句话反驳李老师的观点，当时俄国革命的时候，尼古拉二世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我把所有的都给你们，除了权利。政府官员手中握有权利，改革他们让他们是放弃了权利，但是企业工人不一样，所以你想让政府官员放弃权利对自己改革无疑是最难的。

　　李光一：我觉得肯定是难的，到现在为止国务院机构改革改了5次，大家还不是很满意，国营企业一路走来至少要比这个改革满意一点。现在很多地方经济搞得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当改革官员确实是比较难的。只要领导党中央下决心什么样的成绩都可以创造出来，关键看胡主席、温总理决心大不大，想不想改。我始终觉得只要把工资帐号封了，所有的官员一定会做鸟兽散。

　　孔同：我真是希望按照李老师说的，下次不仅有下岗工人还有下岗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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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三：

　　孔同：下面我们来看的一条新闻也和官员有关，不过这个官员确实已经死了，死了以后再在网上引起很多网友的热议。这名官员死后被评了一个三等功，但是却很快有人爆料说他可不是兢兢业业死在岗位上、爱国爱民爱岗的，他是因为喝酒过度了所以才死了。

　　刘芳：我可不可以修正一下你的语气，不能用死这个字眼，不太尊重，毕竟死者已逝，我们用“逝世”等等。

　　我后来查看了一下情况，一个人喝酒没什么罪过，哪怕他是官员，如果因为喝酒而死亡也没有什么罪过，更何况真正的问题这个人在他喝酒死亡之前他就已经建立下了一个功绩已，经要被追认为三等功。当然还没有评下来，已经决定要给他了。在这个情况下他喝酒又导致死亡这个事情不是他的错，我们应该在清明节快要到来的时候表示适当的敬意。

　　其次这是两码事，因为这个人的事情而引向对荣誉制度的质疑的话，那他真是一个靶子。也许他应该得到这个荣誉，也许他不应该得到这个荣誉，但是国家荣誉制度本身是不是有存在的价值，或者目前存在的价值究竟有多大，不应该跟这样一件事情全部挂钩。这是我们网友自己挂起来的。就国家荣誉制度确实存在一些用滥的情况，以至于现在很多很有能力的人，很自恃自己比较有水准的，往往愿意跟荣誉划清一个界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荣誉制度用的太滥的原因。

　　李光一：关于荣誉制度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这些荣誉授给一般普通人的时候很少有人质疑。我觉得现在情况也不是很明，很难对个案作出判断。在之前也有人质疑呼和浩特的官员的那个事件，这给我们政府搞荣誉制度提出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搞这个制度主要是给谁？由于种种问题，或者个别官员的腐败问题，人民群众对我们某些官员不信任，网友情绪也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推进国家荣誉制度，让官员牺牲一下，如果官员没有抱着可以为人民利益去牺牲一切的精神去做官的话，就离开社会主义官员有一点距离了，你可以不做官，官员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

　　孔同：至少应该有一个公仆的形象。

　　李光一：一开始建立的话可以做一个规定，原则上官员不要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应该朝另外一个方向去努力。慢慢地，老百姓对国家荣誉制度就有敬畏感、敬意感、崇高感，不要搞到后来还没有授什么位置了，网友就嘘声一片。这样就把整个制度搞坏了，至于他能不能得到我们没有办法表态，因为他的情况我们不了解。

　　支玲琳：无论是呼和浩特市的副书记遭枪击荣获烈士称号，还是这个河南官员因为饮酒死亡被评三等功，把这两个事情和国家荣誉制度扯在一起我觉得有一点牵强。不过我的疑问是在于，比如像呼和浩特副书记这个案子还没有查清楚，来龙去脉还没有搞清楚，就急急风光大葬？这是我的一点疑问，是不是有一点欲盖弥彰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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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四：

　　孔同：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一条新闻跟上海是有一点关系的，这是因为全国政协委员、原上海市政协主席蒋以任最近在两会上提出，大学生至少应该在企业工作两三年时间以后再去报考国家公务员，这样才能更加了解基层的情况。对于应届毕业生是不是直接进入机关做公务员，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芳：蒋主席这番话对于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我们现在就业环境是不太好，公务员无疑是现在大学生心目当中的香饽饽，就业前景非常好。

　　我觉得蒋主席说这番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然是这样。一个大学生进入什么行业，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都是一个新手，都有一个从学校到社会的适应过程，究竟谁来培养他，是机关来培养他还是企业来培养他，这里面各有各的意义。如果说一个大学生在企业的岗位上做了几年之后再转到机关里面去也许更加成熟，但是如果一个大学生到一个机关里面先工作两年先接受了机关各方面的训练，然后再到市场上做企业的话也是一件好事情。像《解放日报》这样的事业单位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好，它每年只招应届本科生，反而社会上的人如果想报考的话门槛就高了。这里面就有一个谁有责任培养大学生的义务的问题，从责任层面上来讲，当然应该是机关和事业单位，它更有这样的责任去为应届毕业的大学生提供很好的服务，帮助他们快速的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然后再进入社会，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逻辑。

　　孔同：先做公务员然后再进入企业？

　　刘芳：对，这很正常，做公务员首先懂得政府运作的一套机制，学会做人，学会很多东西，然后你再去做企业，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

　　孔同：可是我很担心很多人很难放弃这样的香饽饽。

　　支玲琳：据说IBM招人有一个原则，它非常喜欢甚至是有一段时间很偏执，在中国只招应届毕业生。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张白纸好画画，更容易灌输企业价值理念，更能够接受企业的文化，没有被过多所谓的社会大染缸匀染，我倒是觉得作为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机关也好，在社会也好都是要有一个锻炼的过程。我希望机关不要对大学生关上那扇门，但同时也要吸引一些在社会上有一定阅历的、了解基层行情的、又愿意到机关做公务员为大家服务的这些人。我在03年考公务员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机关几乎是只招应届大学毕业生，现在可以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对我们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要打开这扇门，另外对于一些有志于做公仆事业的人又能够打开这扇门是比较好的。

　　李光一：蒋主席提出有他的道理所在，因为他以前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做副市长接触过很多公务员，没有社会阅历的人到政府工作的话可能用起来不一定很顺手。但每个人的培养都是有阶梯的，如果政府不承担这个事情，完全推向企业的话，企业都不要会出现问题的，我们现在政府吸收人才包括我们报社在吸收人才有它原来的一套规定，现在的游戏规则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几条腿走路，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们现在的思维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单向性的思维，以前一定要从工农兵当中来，文革以前有调干生这一说法，你原来是工人，再让你做干部，再送到学校里面去培养，现在我们讲究的好象是一定要考试，不考试不行的。这次新当选的国家发改委的主任张平先生的学历是中专，在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四化以后很少有中专做到部长的，连中专学历的都可以当部长，关键看你的岗位和你这个人相适应。我们不要唯学历，当然也不要抛弃学历，在这方面要宽容，把门开得越大越好。当然如果你专业性比较强的话，有抓也要求是可以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通过考试进来的，但是进来以后适应性很差，不能说每个人都能适应，说明我们这个考试的评分方式是有问题的，什么样的人能进入什么岗位考核的方式人事部门要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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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五：

　　孔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组财经的新闻，最近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对中新社的记者说对中国股市要有信心，但是我们监管者确实不支持政策救市的。但是很快广州日报又登出来这样一条消息，范福春说谁说过政府不救市这句话？

　　刘芳：这个记者写稿子可能断章取义了，范福春原话是说不会重蹈政策市重蹈覆辙，政策市在他看来不是一个好的市场，记者就给他做了适当的演绎。更有意思的一点这位范福春跟媒体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事情上这么生气，勃然大怒，他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都是瞎写的，要召开什么新闻发布会来解释这件事情。

　　李光一：到现在为止没看到范主席开过会。

　　刘芳：他这样的形式恐怕也公然表态了，他为什么会生气，其实原可以不要这么生气，再解释一下就好了。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想象，他说了这番话之后给中国的股市和股民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心理暗示，然后这个心理暗示给证监会的官方又带来很大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会发现自己原来那番话给他带来的压力是超出他想象的，哪怕他那番话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话。在中国很多事情各方面都不轻松，老百姓来解读官员新闻的时候也会带着很多的想像，而官员更加难以面对老百姓在面对他们讲话的时候直接产生的质疑。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现象，要是跟相对媒体发达的一些地方比，他们那块政府官员和记者之间的博弈是非常激烈的，也有今天你说错了我的话，然后明天另外一个媒体来进行修正的情况，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

　　官员要多说话，不要害怕说话，经常修正修正，最后真理总是给越辨越明的一方。其实范主席如果能有机会看到我们的节目，真的奉劝他要息怒，记者也是人，他有他的新闻规则，希望能够把你话中最有新闻价值的那块，这种演绎也许会不客观，不公正，但是并不是有那么多的坏心，但你也不用那么生气。

　　孔同：我自己作为记者本身来说我也是碰到很多的政府官员说不对，这个话我没有说过，这个话是你们记者想象出来的，很多的人面前会倒来倒去，某某记者写错了，某某记者写错了，但是我往往会在想到底是记者写错了，还是你讲错了，还是大家都理解错了？

　　支玲琳：范福春的原话是讲中国证监会并不会承担救市的角色，老实说记者如果把这句话提炼出来“证监会不会救市”好象也没有很断章取义，作为范主席这样一条新闻登出来，作为股民一定是很有耐心把全文看完的，不需要记者昨怎样的诠释老百姓看了这个新闻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觉得我们的管理层表明他不救市，他这样一个表态并不表明我们现在的股市就等于一个不是政策市了，我们现在大家还是在看政策说话，在看管理层的风向说话，我们这个股市不要搞成一个政策市这样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不救市不等于说我们政策层可以无所作为，尤其这一轮股市在去年大涨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现在股市大涨的背景是基金经理在从中兴风作浪他们在拉高股指，那时候我们政策层没有动作，现在股市又下跌了，然后又作出这样不救市这样的表态是不能让股民信服的。

　　李光一：最近股市跌得比较厉害，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因为你的财富在缩水，没有一个人感觉到财富缩水是会感到高兴的。同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会期间范副主席作为政协委员很多记者围着他，他能说话是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很多官员是情愿不说话，范副主席这个要鼓励的。至于你说了以后记者怎么写，然后公众怎么理解，股市做什么反应这不是里的原意能把握的，明明你说的是一，市场作出二和三的反应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因为股市是蛮难把握的，对范副主席来讲也不要非常恼火，因为中国股市跌与涨和你一句话是没有关系的，你也没有到这个地步，中国证监会也没有到这个地步，关键我们的官员要学会怎么样面对媒体，我们的股民也要面对证监会的这些话，股市的涨跌最关键还是市场本身，管理部门可以稍稍改变一下，但是它的总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学会这些事情，所以官员一定要善待媒体。

　　孔同：我很担心范副主席以后再也不接受媒体访问了，感到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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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六：

　　接下来看看文教方面的新闻，这则新闻会让高考学子以及他们的家长很担心，因为高考语文作文出了一个新规则，错一个字扣一分。这很快让我想到了我们报社的规定，写错一个字扣50块钱，不过说实话，对于我们来说写错一个字扣50块钱和对高考学子错一个字扣一分这意义相差还是挺大。

　　支玲琳：我觉得可能以后阅卷老师在批高考卷子的时候都得拿着放大镜来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清楚，而且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古语叫“大礼不辞小让”，就是不要被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对事情的追究，不要拘泥于一个小细节，08年语文考试大纲真的会实施的话我觉得对于参加高考的学子来说真的是一个灾难，如果错了150个字等于高考卷子的全分就没有了。

　　刘芳：我觉得一个错150字的考生确实不用考试，给他零分算了。

　　我倒是挺支持这个政策的，我现在参加高考我也通不过，虽然我通不过，我还支持，正是因为我通不过我才要支持。你刚刚说我们报社记者一个字错了扣50块钱，那真应该多扣一点，你们是用电脑弄出来的字还不是写出来的字，人家高考的时候不是用电脑，是写的，像我们现在一直用电脑写字，已经忘记了，经常我在手写的时候，很常见的字就是想不出来是怎么写的，我觉得想想挺恐怖的。看来还是基本功不扎实，或者说这些年因为用电脑之后导致了我的语文基本功有了直线的下降，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高考的学子以后毕业出来之后也会面临像我这样的情况，我才认为他们要把语文的基本功练扎实了，如果连字都不写何谈什么传统文化的传承。更何况语文素质的下降恐怕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风向标，以后的学子们在你复习迎考的过程当中要把基本功练练好，哪一些常见字容易写错的，一定要扎扎实实的纠正了，换句话说我们提供一点经验，你在写作文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一个字写不出或者写不出的话赶快换另外一种句子，哪怕换一个那么不精彩的，但是会规避到会写错的字，也比你直接写错别字要来得划算。

　　支玲琳：不过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案例了，现在的小孩子不仅仅是写错别字这么简单，他们现在很多人都用火星文在写，现在已经有小孩子用火星文写作文被判零分。

　　刘芳：高考有自己的标准，没有要求你用火星文写，你就不要用火星文写，高考试卷上用火星文写，不仅是智商偏低也是情商偏低。

　　孔同：刚刚支玲琳说的150字错了的话，我觉得还真是有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的、得、地”三个字都分不清楚。

　　李光一：刚才两位的意见我都赞成，从严格意义上讲完全同意刘小姐说的。高考的东西当然不应该错，错了就应该扣分，倒过来说本身中国的语文也在发展，康熙字典有4万个字，很多都是异体字，异体字因为很多是做了皇帝以后写了，要避讳才写出很多同音字出来。刚才大家说的“得、的、地”，如果我们都取消掉，只有一个“的”。还有鲁迅先生曾经提出过汉语的拉丁话，如果我们成为拉丁化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这个信号给我出来，我觉得蛮通行的，说明我们现在语文的教学和考试水平又恢复到很简单的错别字了。为什么读语文，为什么考语文，如果这个人语文都不会错的人未必能把文章写得很好，第二未必能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即便这个人写了一两个错的字有可能把文化传递下去。以前听郭沫若曾经说过，郭沫若也算古文功底特别好的大家，他说他和王国维相比差很多，王国维再和前代比又差很多，如果我们现在和孔子相比又差很多。

　　我们这个时代在发展，语言不能越搞越死，现在我们出现这种情况，语文考得很好的人，写一个请假条都不行，所以这个错别字问题恰恰说明我们语文改革改得太慢，哪一天我培养出来的人不希望他能写小说，写散文，但是能写应用文，我觉得西方语文教育应用文是蛮重要的一条，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应用文都不会写，我以前念书写什么信给老师写一封信，给母亲写一封信，现在不行，现在让你写一个短信，甚至于我支持支小姐说的，青少年喜欢写火星文，我们老师就要看看火星文会不会写，有可能50年以后我们考试就是用火星文。

　　孔同：这个火星文太恐怖了。

　　刘芳：语言是一条流动的河。

　　李光一：语言是活在人当中的，如果语言离开了人就死掉了，这个新闻对我来将给我看到的不仅是高兴反而是忧虑，中国语文怎么又退回到这个地方去了。

　　支玲琳：而且存在既为合理，这些孩子们为什么愿意用火星文，而且他们冒着风险火星文写上高考试卷。

　　李光一：我是赞成刘小姐说的，当你游戏规则没有改变的话，要参加高考的话万万不要写火星文，我们编辑有一个非常好的诀窍凡是你写不出的字，存疑的字避开。

　　孔同：如果连游戏规则都没有搞清楚的话，只能说他的智商情商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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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七：

　　我们来看看一组社会新闻，林业局的发言人最近建议公民每个人缴20块钱用于给国家植树，此言一出又引起了很多人的各种说法。

　　刘芳：关键这个林业局发言人，这个人本身会有关系，因为跟“虎照门”相关的东西，刚刚在虎照门事件当中被人铆上了，竟然又冒天下之大不违。

　　孔同：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说国家林业局发言人曹清瑶又说话了。

　　李光一：最近各个部委在换领导，建议林业局马上把曹发言人换掉，不然只要是曹发言人出来发言别人又会从另外的方面去思考。

　　刘芳：我们李老师已经在我们这个场合建议了无数次把人换掉。说实话20块钱不多，但是我们政府部门的发言人老是有这种思路是非常不对的，老是要从老百姓身上取它认为微不足道的20元，然后用于公益事业，这个是有问题的，植树这个事情再公益也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如果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哪怕掏老百姓一分钱，我们过去说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就是体现这样的思路，到现在为什么还老是想着，要去老百姓手上拿这么点钱去做公益事业。 

　　李光一：按照我们国家植树的法律，每个人要义务植树的，像我们上海人多地少，不要说植树连站个人都比较困难，你可以掏钱出来买这个份额，他现在算下来中国有13亿人口，每年有多少人参加植树，还有多少人没参加，所以要交钱。  

　　南方有一个报纸算了一笔帐，我们国家整个给气象绿化林业总的行政开支不到160亿，已经有8亿人参加植树已经完成了，按这样算的话要160亿，你怎么用得了这么多钱，这个发言人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明明你讲了一个真实真相所有的人都是以非真相来思考的，这个是最要命的。

　　刘芳：它怎么知道我没植树，我一直在植树，但是我老是种不活有什么办法？我真的很想植树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植树，关键是政府部门是不是也提供足够的条件让我去植树。更何况你怎么统计有些人植了有些人没植？

　　支玲琳：刘老师想掏钱但是也想植树，但是不知道这个树植到哪里去，李老师提出了我的问题，这个钱会到哪里去？大家应该看过赵本山有一个电视剧叫《刘老根》，里面有一个冯乡长的扮演者，前一段时间被查出来是一个大骗子，募集公众资金，搞了一个万里大造林项目，募集公众的钱款来植树，最后这个钱以公司方式来运作，钱打水漂了。现在要全国13亿人民每个人拿出20块最后这个钱到哪里去，我觉得我问号更加大。  

　　孔同：确实关于曹发言人提出这番话还是暂时先收回去，我们来看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有一个储户到银行去存款，先是要一块钱的存，然后一百一百的存，等了半个多小时别人都没办法帮他把这个钱存好，最后取款的客户和银行堵起了气，办理了3个多小时的业务，后来值班的经理急了，拨打110报警说这个储户是无理取闹。  

　　李光一：我觉得这个银行的经理报警是不对的，因为客户无理取闹和触犯治安条例是两个概念，作为我们民警不要出警，本来110出警，我们的警务也是国家资源，不能滥用，储户为什么会对银行进行报复，你自己要去找这个原因，报了一个警没有关系。如果所有的储户对你这个银行作对的话，他天天来，总不能把当地的派出所就开在你银行面前，而且这种思维是官商思维，人家取钱让人家排队人家就能排队吗？当人家用这种办法来报复你，银行首先要考虑自己的服务有什么问题。

　　支玲琳：储户是银行的顾客，顾客是上帝，就李老师刚刚说的，银行现在还有一种很浓重的官商情结在里面，他们一直都是掌握发球权的，现在这么有财的储户现在来发球给银行了，银行就不乐意，就不干了，我觉得这位储户太有才了。　

　　刘芳：我觉得银行这个人生气，换了你是银行职员你肯定也很生气，我觉得银行大行长可能有点官商，小职员未必有什么官商的情绪，这个客户首先不违法，如果不违法的情况下你面对这个情况说教或者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也只能吃下这个苦果，因为这个很显然大家都已经提到了你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服务有什么不到位的，换句话说在各行各业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人，难道我们记者就不会碰到这样的人吗？什么时候都会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人。

　　李光一：这个不能叫无理取闹，这个叫有理再取闹，按照银行的游戏规则，一块钱也可以存，如果你要规定100块钱不能存的，那么这就叫无理取闹，他一张张给你也可以，因为他可能要送给很多人，比如他现在有一笔钱希望送给很多人，送给一万个朋友，开一万张单子也是可以的，因为银行没有说可以。

　　支玲琳：我看这个新闻说客户和银行是突然赌起了气，说明还是事出有因的。

　　李光一：我到银行碰到过一件事情，一个小朋友拿了很多硬币，要换成纸面的钱，银行的人员就告诉他会要很长时间，然后里面所有不做柜员的人帮他在这里数钱。还有海外有这样一个规则的话，所有零钱变成整钱要收你费用的，如果你不愿意付费可以打110，银行先要学会保护自己，通过这个游戏规则告诉人家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只要这个规则下面再违反再报警也是可以的。如果所有的人都和你银行作对的话，我相信这家银行就没有工资可以发了，银行就是把李小姐的钱拿进来做存款然后放款给刘小姐，这里面有利差，你们所有的人都在吃这个利差，如果这个利差和许多人下岗一样，千万不要对这种客户有这种思维。

　　支玲琳：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对立的思维。

　　李光一：现在银行和客户关系越来越紧张，以前好象也没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中国人钱多了以后出现了这种情况。

　　刘芳：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要号召大家千万别学这个客户，毕竟我们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排在这个客户后面的人，可能最受伤的不是银行而是其他的存款者。

　　孔同：好的，那我们今天一周时事点评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