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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内容工场”
主持人：
孔同 《新闻晚报》记者
评论员：
李光一 《解放日报》记者
刘芳 《解放日报》观点版 主编
支玲琳
《解放日报》观点版 记者
孔同：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解放网《内容工场》。又过了一周，我们我大家的心情也随着春天即将到来而变得更加温暖了，但是有一些消息却是让我们非常有感触。
今天看到的第一条消息挺奇怪的，北京的一个记者拍了北京市通州区区长低着头的照片，被指责说这个照片像低头认罪。所以这个记者犯“政治错误”被炒掉了，这个事挺奇怪的。
刘芳：我们整个社会太紧张，就像我们做节目也挺紧张的，实际上很多事情其实可以放轻松一点看。这里面有几件事可以放轻松点来看。
首先，我们作为新闻记者我们知道有一些规矩是要有的，比如送上去的作品是什么样子，领导的头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记者确实失职的，因为这样的照片按照我们新闻行业规矩来看确实是不合格的照片，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中国新闻不自由的最大表现，这个是不太轻松的看法，因为这个是有行规的。
第二让人不轻松的是，即使这个记者发生了工作上的失职行为，是不是有必要就把他说为是政治错误然后炒掉。
孔同：是不是可以再给他多留一点余地？
李光一：照片拍成这样固然是有问题的，把它登出来更有问题了，然后登出来出这件事情问题就更大了，我希望这条不是真新闻，是假新闻。
支玲琳：我觉得这个是“区长一生气，问题很严重”。我看过这条新闻，发现这整个事件处理相当快，据说从区长发威到最后记者被清退也就6个小时的时间。
事实上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实在是太不轻松了，作为这个区长来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哪怕这个照片被拍斜了有什么好害怕的，我倒觉得这个区长说政治影响极其不好是一种政治事故，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滥用导向的政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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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同：这个区长是不是有点滥用自己的职权？
李光一：还有如果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这个记者如果有一定工作年限的，这么就轻易辞退的话报社是不是违约了？
支玲琳：但很可惜的是，这位52岁的老记者的确是一个非常憨厚的新闻工作者，有律师说要为他打官司，他说我不打这个官司。
李光一：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如果这个人不处理，我们在上海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处理了以后我们对这个通州区就有看法了。
孔同：现在我觉得这个政治影响确实是不怎么好了。说到政治影响，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广州政协委员说到铁道部要换人，最近全国政协委员吴建民就力撑早前的说法，他说这就是应有的民主监督。
刘芳：对，确实是这样，我们这个社会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皇权社会，习惯了官跟民之间的关系的固有思维，就是官说什么民跟着说。但是现代的民主社会中，要习惯另一种做法，官员是老百姓的公仆，自然要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老百姓说什么哪怕是不太中听的都有这个义务要听下去，很显然在过去的传统当中没有习惯这种方式，恐怕以后得多习惯这种形式了。
支玲琳：事实上广州市的政协副主席郭锡林上次对铁道部有一番质问，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以前一直以来政协到底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这可能是大家都打疑问的，事实上我以前也和政协有关方面一起出去检查市场秩序的整顿情况，但事实上政协就是握握手，点点头一团和气，如果能够再多出一些像郭锡林这样的人就好了。
李光一：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多好的启示，吴建民是我们政协的发言人，发言人在挺我们自己的委员，这个是对的，现在我们又看到铁道部的副部长在两会，给自己打分，给自己打了一个90分，当然90分高低与否我们也没有什么判断。但是，今年审计署的李金华审计长是退了，他给自己打分打了一个70分，像李审计长这样都只能打70分，铁道部居然能打90分？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铁道部这位王姓发言人对广州副主席的批评，这种强烈反弹的意识我们就明白了，铁老大居然还有老大思维。
刘芳：我倒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身在一个不好的体制当中，纵然一个有人多么大的能力，有多么好的出发和用心，也许也很难做成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我们铁道部的官员或者当事人也未必不委屈，他在现有的体制下已经尽了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这一次抗风雪，认为自己可以打到90分，但是老百姓不满意，那么责任归于谁，也许可能是体制下无法有作为所造成的。
李光一：全世界做官员的，按照我们党的宗旨是人民的勤务员，以前小平同志开科学大会，小平同志说我来做后勤部长，全世界为官的有一种谦卑的心态，对人民的批评特别是误会的议员，政协相当于海外的参议院，对于议员的批评要有一种谦卑之心。但是现在我们政府的官员反弹力过强，既然有这么过强的反弹力为什么不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把反弹力用在工作上人民就满意了，实际上对一个政府官员的评价和对这个部门的评价最关键的不是自己说的，自己打分是一部分，关键是公众对你的评价，以前毛泽东说过人难有自知之明，同样铁道部也难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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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同：跳出铁道部和政协互相之间的打口水仗，跳出这个事件来看，有政协委员能够提出这样的意见确实还是民主的进步。说到民主的进程有很多的事情都要进入民主的进程当中，最近就有一个退休官员提议说应该公布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的财产，对此三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李光一：我们这里唯一能进入公布范围的就是刘小姐了。
刘芳：不好意思，本人也是一个所谓的副处级。
关于财产问题，我最近每年都有一个表要填，需要我申报一下我自己这一年做生意的情况、买房的情况、收入的情况等等。这是现有制度的进一步提升。
但是作为我来说有一个疑问，我哪怕有再多得诚意要去公布，但是这个公布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约束力，我每年都填了东西上去，但是从来没有哪一年有人对我提出过质疑，没有回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你自己申报还是有关部门来查你的家底，如果是自己申报那么谁又来核实你申报属实，如果有人来查你的家底，这个社会成本恐怕太巨大了，可能会造成一些更不好的，官僚体系的无限膨胀。
李光一：这个法条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的，一般称为“阳光法案”，填表格一定是你自己填，现在我们万一填错了，没人填都没人管你，因为不堪重负，现在新的法案提出要公布。所谓“阳光法案”，官员要在民众的监督下面，一旦把你公布以后一定会有人来说，比如说刘小姐填了只有一套房，现在我们突然发现刘小姐有了第二套房，目的就是引起舆论和公众对你的监督，所以我们现在对官员的监督完成了第一步，我们已经有登记造册但是没有公布，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对很多官员也会有好处，有很多官员可能一开始没有走得这么远，这实际上是保护官员的好法。
刘芳：但是客观上像这样的建议，恐怕也只有我们国家有人提出来过，在国外好象没有人谁提出过，可能跟我们体制不健全或者官员的灰色收入有关。
支玲琳：我觉得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要想一步到位说真正的对一些不法官员起到震慑作用，我觉得短期内还挺难做到的，刚才李老师说到的阳光法案，事实上1993年的8月份，台湾地区就通过了“阳光法案”，在15年的实行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当初制度设计的时候有很大的漏洞，15年来台湾政坛还是弊案不断，从陈水扁、吴淑珍到近期的一些“特别费案”。
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这次是1月17日国家统计局袁局长提出的。2005年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事实上在06年9月份颁布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当中，也明确了今后要扩大个人财产申报范围。这个制度正在逐步做，所以我想大家还是应该以一个积极的心态来看，总有完善的一天。
孔同：应该来看是在不断进行细化，最近有人提出来说中国的立法进入了一个细节时代，是不是也是跟我们最近受大家热捧的“新劳动合同法”有一定的关系。
刘芳：这个提法有点意思，是在歌颂中国立法呢？还是有一点颇有微辞的看法？我觉得他可能是后者，就是对于劳动合同法目前引起的争议。按照我的想法法律规定应该是一种原则性的，大方向的，不然的话太具体，具体到束缚了所有人的手脚那恐怕也不是法的作为，对具体企业就具体用工非常细致的东西做出了规定，一方面为了避免企业不遵照法律执行，但是另一方面是不是法律规定太细了，我觉得法应该是原则性的规定比较好。
支玲琳：刘老师的疑问对于劳动合同法这样一部法的属性有一点疑问，到底是原则性的基本法还是比较具有操作性的部门法，这里先不做探讨，我讲一点题外话就是这个标题确实很有意思，是中国立法进入细节时代，我们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也发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代表委员们越来越较真了，频频发问甚至要求有关部门现场给出说法，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糊弄了，代表们也越来越不好糊弄了，像“劳动合同法”尤其牵涉到每一个人就业权的。广东地区很多打工仔甚至自学法律，学好法律以后再向周围的工友普及这部法律。这些细节都是表明中国老百姓法制意识和参政意识的日渐觉醒。
孔同：之前也是有劳保部门的领导说过，劳动合同法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贯彻下去。至于它的细化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好的结果。北京铁路局的副局长最近就有说，春运一票难求是因为它的票价太低了，此言一出又引起了很多人的想法。
刘芳：好象不久前也是某铁路局比较重要的人物曾经提出，中国再过五年的时候春运难题就可以破解，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解读的话是相互矛盾的。前者说是因为票价太低导致春运一票难求，但后者说是因为我们的运输能力的问题，要经过五年的建设。所以谁是谁非，他们自己是在相互打架的，是因为我们运能跟不上而导致春运一票难求的情况下，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我们就是提高价格，老百姓的需求是刚性的，在需求刚性的情况下运能跟不上必然还是一票难求。
李光一：春运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铁路局提出无非是利用商品经济的规律，供应比较少的，需求比较大通过价值规律来调控。但是我们要记住一句话春运是很多老百姓一年要回家去，这种归家心切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铁路局的副局长他的话是没有错，但是他是比较伤感情的，什么都可以涨，对于回家看父母，看亲人的心情要能够充分体谅，你是主治春运这个部门的，以后我们这些官员要学会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不要乱说。
孔同：我觉得这个副局长情商有点太低了。
支玲琳：不管是铁道部门说自己的运能不够还是说像国家电网在抱怨自己的电能不够，公共服务部门，往往在自己公共服务跟不上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把这个板子打到了价格上，说关键是电价太低，关键是票价太低。
为什么我们的公共服务部门总是动辄想要靠涨价来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能向自己提高效率这方面来开刀？北京铁路副局长这个板子是打错了，一方面大家要声讨他，但是另外一个好消息，两会期间铁道部部长说欢迎资本社会加入铁路，无论是五年内提高铁路运能还是彻底的打破铁路部门垄断的格局都是比较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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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同：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住房公积金。我国财政部在去年10月份出台了一个关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管理办法，而在此前也有一些部门发布了廉租住房的保障办法等等。这里面都有一些规定是把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收归财政，但是有些人指出这种做法是不是违反了《物权法》呢？
刘芳：这个质疑非常有道理，住房公积金确实是属于个人所有的，属于你个人财产范围之内的，而且是跟你拥有的物业相关的权利。而一旦被国家收走之后用做廉租屋，廉租屋是一个公有部门提供的公共设施，所以把私有的不知不觉转化为公有的，从道理上来说对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也有一点不一样，有点像财政转移支付一样，把少部分人的钱装到大部分人口袋里面去。
李光一：上海好象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我记得上海有一条规定公积金的盈余部门去买楼，楼的收益还是属于公积金中心的，等于我现在拿了公积金打了一个包他来做投资，他买房，买了房解决一部分的住房问题，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投资行为的，这笔钱是我的，如果国家明确告诉我你要征用了，你要有一个说法，如果不是征用我的，我买下这个房子是属于公积金中心的，至少我是缴纳人，我有一个份额的，我的收益要体现出来，现在看到一个问题公积金的利息好象比同业银行存款利息还要低，这个对支付公积金又没有买房的人有点不公平。
支玲琳：公积金的收益不管是归公还是归私，关键是在于它的去向不明，然后是一本“糊涂帐”。
孔同：如果能够把帐务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可能大家会有多一点的理解。
李光一：从道理上讲，公积金和我们放在银行里的储蓄是一回事，等于是专款专用，这个储蓄是准备自己买房的。如果这个案例一开的话，国家将来有没有可能征用我的存款，因为你有存款有人没有存款，因为有人生活比你困难，然后你存款的收益一部分再转移，要么就征收利息税。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学者提出的质疑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我的一部分资产是通过这个方式反应出来的，国家为什么转移了我的资产又背离了一个法律，也就是《物权法》，即便是国务院财政部通过了这个法律的话，它是低于《物权法》的，如果财政部认为是违背的话，应该在两会期间趁新的部长还没有出来先把这个规定给废了。
孔同：在今年两会期间也传出很多新闻。最近女富豪张茵提出了三条议案，但老百姓一看这三条方案都是非常利于富人的，有人就说了利富到底对不对？富人委员到底是应该代表富人的利益还是要做兼善天下的代表？
刘芳：张茵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网民的愤怒，认为这个人太自私。今天的《瞭望》杂志有一系列的讨论，就是关于我国的利益集团的形成，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很显然目前张茵是被人批判为代表富人的，而且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她说出来的话是代表她那个集团利益的人，我们的《瞭望》杂志说正是这样的事物形成我们应该为之感到高兴，因为我们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多种阶层。因为所有制是多样的，你的社会结构必定要发生分化，然后你的利益集团必定要纷纷涌现。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去害怕以张茵为代表的富人利益集团的形成，而恰恰是要有多重的利益集团都能有发言权，彼此在共同的平台上产生对话。而我们唯一要防的就是官商勾结之后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他们的笼罩下别的集团都没有说话的可能性，无论是富人集团，还是穷人集团都不用害怕，害怕的是彼此是不是能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对话。
支玲琳：有人骂张茵是为富不仁，但也有人在网上说张茵你大胆的往前走，人大本来就不应该是“一言堂”，就应该是一个多种利益代表相互碰撞的场合，两会当中应该是有穷人代表，应该有新社会阶层的代表，当然也应该有富人代表，且不说张茵是不是代表了富人的利益，即便是代表了富人的利益，代表了她所在的那个阶层的利益，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李光一：张茵的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虽然张茵的观点我不赞成，但是我要捍卫她说话的权利，她能说话这个是我们政治文明，是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很重要的标志，不可以不让人说话，在法律范围内都可以说，说出来以后可以通过讨论的办法来做。其次，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情绪化的东西更多了一点，没有仔细分析张委员有没有道理，和张委员讨论是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这是比较要命的，现在争论的焦点比较虚，不要以为张茵有一个上市公司就代表了富人，我们不要把人群简单的分为富人和穷人，在我们长期阶级斗争笼罩的国家下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现在要讲究和谐社会，宁肯把对立性的矛盾划界为非对立性的千万不要把非对立性的搞成对立性的。
孔同：就我而言，我觉得应该说百家争鸣和打口水仗是不一样的，也应该让委员和代表能够有百家争鸣的空间。说到百家争鸣，最近就有两会舌战，民众盼成常态，说两会最好是不是成为争论的大会？
刘芳：以前说是团结的大会，现在说是争论的大会，现在又有人说真正团结的大会是争论的大会，而不是沉默的大会。在音乐里交响乐协奏曲，协奏曲从来都是各个乐器在不同的角度发生所以才造成的和谐，所以我们现在和谐不是害怕所谓的噪音，杂音，而是希望不同的声音大家一起来发声然后走成一个比较好听的协奏曲。
孔同：好的，我们聊过了一些关于时政的新闻之后，我们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一些经济新闻，最近就有人说浦东现在不行了，因为浦东租金又贵又没有优惠，有很多的企业进行了大搬迁，而这样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金融行业。
刘芳：但凡在沪上所有的官员都对此表现出忧心忡忡，包括媒体也一直在讨论我们如何降低我们的商务成本，这样我们的市场才会有竞争力。其实，我觉得应该换一个角度，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我现在在浦东一个稍微边远的地方，发现这些地方现在没那么远了。因为纷纷有企业，商务楼在旁边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商务楼，是因为陆家嘴金融中心那一块地方地价太高了，一般的企业已经承受不起了，所以他们需要往外围方向去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或者作为整个地区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和谐的表现。
浦东陆家嘴中心已经产生了一个辐射效应，这个企业搬迁出陆家嘴恰恰是辐射效应的体现，再说大一点如果说是上海搬到西部去，这也是上海整个的辐射效应，应该是一个好事情，我们站在整个全国的立场上来看对这个事情不应该更多的忧心忡忡，更何况当这些企业搬出去以后，它的价格也会进行自动的调整，比如花木那个地方兴起了，地价上去了，陆家嘴自然就会下来一点，所以不用太担心。
李光一：上海的地价问题一直是很多官员思考的问题，我们倒过来思考，全世界现在公认的金融中心且称叫“纽伦港”——纽约、伦敦、香港，他们的发展肯定超过浦东。他们为什么是排名前三的金融中心？上海排到今天大概第四名肯定是排不上的，关键要成为金融中心不是房租贵与便宜的问题，这是其中一个要素。
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要素归之为地价上，当我们其他条件都超越的情况下，这个地价贵一定有贵的道理，我们倒过来讲如果浦东出现刚才刘小姐说的由集中效应开始出现扩散效应，出现蝴蝶效应，这个是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所以我觉得思考问题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看，你是站在中国角度看，还是站在上海角度看，还是站在全世界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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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同：这可能和先富起来带动后富起来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新闻，前一段时间就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接连发出了通知，有关于恐怖灵异类的音像制品要进行查处，应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但是此言一出又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到底什么样的叫做恐怖灵异？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分级管理？
支玲琳：我是看包括有关管理部门甚至把该禁掉的恐怖灵异的动漫连名字都一部一部排出来，他们真的很累，很劳心。
不仅是大家质疑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恐怖灵异，包括最近对一些禁片的讨论，其实这个分级制度不仅仅是在恐怖灵异，包括像电影开放尺度到底有多大。最近有很多的导演都在说，他们每次看到被广电总局剪出来的片子感觉都不是他原来拍出来的片子，感到非常的心痛。我们不禁要质疑为什么分级制度出来是这么的难，像国外的话像美国有一个电影协会本身很强大，自己搞了一个电影分级标准，在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难？
李光一：中国电影分级说了很多年了，它是有一个“怕”。中国人有的时候是有逆向思维的。我做电影新闻的时候，当年有一部电影叫《寡妇村》，当时我们国家没有电影分级的，在做电影宣传的时候，就说中国第一部少儿不宜的电影。本来很多人不去看这个电影的，最后反而就吸引了很多人去看，因为它里面有市场的噱头所在，我也能够体谅到政府部门万一出现分级以后比如一年拍100部电影，其中有70部电影都是分类电影，觉得会影响到这个情况。但是现在时代在进步，在发展，你怕的问题有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很赞同刚才支小姐说的问题。
刘芳：我是很害怕恐怖灵异片的，这是天生的弱点，从小不敢看，所以我对这个没什么感觉。但是人跟人之间其实本质上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很喜欢的东西，而另一些人很讨厌，在我们这个社会体现到年纪大很讨厌的东西，年纪轻的特别喜欢，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在我们的父辈很年轻的时候，他们的父辈也是这么管着他们的，整个社会是有代沟的，这个代沟还不是一层级的，是多层级的。
大家的审美品位不一样，所以对于广电总局，他们是有一个更加社会中坚阶层的，上了一定年纪的人管理的，他们认为这个东西不好，那个东西不好，然后把它封杀掉，但是小朋友就觉得非常的痛苦，觉得这是扼杀了我们的生命力和想象力，扼杀我们的灵气。他们能在里面看到非常美妙的东西，我可能也欣赏不了。
所以在面对这样不同的时候，我们管理部门是不是能够将心比心的想一想，你也曾经年轻过，在你年轻你想留长发，而你的父辈不允许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痛苦吗？而其实你当年所坚持的没什么错，是不是可以更加超越这种争论来看待管理部门和被管理部门之间紧张问题，多一些谅解。
孔同：除了您说的代沟问题，就我这个同一年龄层次的，我也是和您一样，我不敢去看那些恐怖片，但是我就有同学特别喜欢看，家里面抽屉一拉拉开来全部是恐怖片，所以是不是能够适应更多人的口味，在分级管理上也能够考虑到更多人不同的喜好和需求，也许这也是一个今后比较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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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同：接下来我们走进杭州看一看，前一段时间3月5日学雷锋日的时候，杭州有一个小学在做了调查，有9成的学生表示自己并不了解雷锋事迹，而老师对此感到非常的无奈，你们觉得这个现象正常吗？
刘芳：我不久前看到一个帖子我觉得非常精妙，这个帖子说的是“不学雷锋的N个理由”。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学雷锋呢？我不知道雷锋有什么不可以？我学我自己不好吗？我做事情是为了我自己，为了内心的向善之心，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雷锋已经形成了好人的楷模，一个经典形象，似乎他是一个不可高攀，不可逾越的经典，而事实上发展到今天其实身边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好人，他们在默默的做着好事情，比如我们一直在抨击我们的80后、90后没有社会责任，但去网上看看，在网上默默的捐助爱心甚至背着几公斤书到边远山区给小朋友发放文具的恰恰都是80后、90后的小朋友，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去学雷锋，我只是觉得应该要这样做，反而我们要把雷锋供上神台，也就让所有人都成不了雷锋，所以不学雷锋也没什么不好，不知道雷锋也没什么大不了。
李光一：雷锋问题是大家经常说的问题，我从小学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像雷锋这样的先进人物我可以说出很多，我可以说出N个劳模出来。让今天小朋友要记住那个时代的话是有难度的，除非列为应试教育，告诉大家考试的时候，考大学要出题目的，他会去记。
我非常赞同刘小姐说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一个延续性的，毛泽东几十年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学习，可能到了今天可能是向其他的时代英雄学习，其中包括我们刚才讨论过的，通过自己劳动做牛皮纸的张茵女士，她在牛皮纸行业占全世界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要对一部分想创业的人来讲，你可以向张委员学习，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学习的榜样，我们不要拘泥于好象这个人不能说出雷锋我们教育就失败了，好象这一代人就没有希望了。倒过来讲在我们唐朝，宋朝也有很多英雄人物，很多这些责怪80、90的人说不出，你想一想你能说出吗？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至少一年出一个就是5000个，你能说的出吗？
刘芳：有一句歌词“浪花淘尽英雄”，再多的有名人物，最后也会在历史变成一颗尘埃。
李光一：提出这个新闻的人，这个老师也好，媒体人也好，先不要拷问我们的小学生，要拷问你自己，1949年英雄是谁？这是新中国解放这一年你能说出几个，当年和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你能说出几个，所以我觉得不要苛求我们这一代。
孔同：我刚才注意到支玲琳和我一样，在李老师报出一长串英雄名字的时候，我们都充满了崇拜的眼神，是不是那些名字我们俩都不太熟悉。
支玲琳：我大概来能说出一个，当年一直在火车上帮助人的朱伯儒，像淘宝上面“魔豆宝宝”的爱心妈妈们，在新时代默默无闻帮助人的人，要学雷锋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吗？往往是基于一个人的善心的本能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今天说这些小学生们不记得学雷锋日是哪一天，其实不好意思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脑子突然也咯噔一下，学雷锋日是3月几号来着，后来想想是3月5日，因为315是消费者权益日，除了像西方耶稣受难日有宗教意义的，事实上要把一个好人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能够传承下去我觉得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孔同：而且我觉得英雄也应该多元化一些，比如你崇拜某某某，我崇拜某某某，也可以给我们多一点的选择自由，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支玲琳可能有一点印象，有一个叫赖宁的孩子还曾经出现在我们很多的作业里面。
支玲琳：对，那段时间还有赖宁救火，还有学习他的歌曲，那会儿我们也学了，后来是不希望大家学赖宁，说未成年人不要去救火，其实从赖宁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于做好事和做好人的标准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孔同：以前要怎么怎么保护财产，应该怎么怎么跟歹徒搏斗，现在说要智斗而不要搏斗。我们来看看舆论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关于这个华南虎的问题，打虎高潮一直都没有停过，有人鉴定了这个照片是假的，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算了，可是最近华南虎的论坛突然关闭了，又激怒了网友。
刘芳：网友为什么就揪着这个事不放，其实更多的不是在乎这张虎照是真是假，可能现在99%的人都认为这是张假照。但有关部门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躲躲闪闪，扩而谈之政府部门在面对公众时应该表现出怎样的姿态，敢不敢直面自己的问题，现在显然这个相关部门还是躲在后面，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执政风气还没有达到老百姓所希望的程度。
支玲琳：网友为什么会抓着假老虎的尾巴不放，大家是不希望这个事情不了了之，这个事情不仅仅是虎照门如此，发生在我们上海交大的“汉芯事件”也是这样，虽然说最后鉴定出来这个事件汉心是在造假的。但是当时由国家科委拨下的那几千万资金去哪里了，当时参与这个项目论证的那些专家们现在在哪里，他们有没有受到处理，最后就是一个以造假做了结论，最后所有的细节都无从告知，我觉得网友们其实是猛打这只假虎，事实上他们是想逼出真相，希望能够真正的公开化，透明化，很多事情不要再这样不了了之。
李光一：这个问题现在离开老虎是越来越远了，它至少反应两条，我们的相关部门缺乏公关意识，当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平息民间的舆论，用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沟通，我们官员缺乏这个技巧，缺乏这种话语的能力，至少是不满足的，满足的话大家不会有这么多的舆论。
另外现在公众追求真相的欲望远远超过雷锋那个时代，觉得一定要一清二楚，说清楚讲明白，但是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些官员最不习惯是面对你的主人，因为他是人民勤务员，面对主人总是说不清讲不明白，能说的清的对象好象比他高一点另外一个勤务员，现在这个照片反映的是今天公众这种对政治民主，对政治文明的需求和渴望。但是我们的官员要从中看到更深的东西你关了一个网站还有千百个网站起来了，套用以前《红灯记》里一句话，一个李玉和倒下去了，千万的李玉和又站起来了。
孔同：我就已经注意到有很多的名人博客开出来以后，很多人在博客后面骂他，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引起，完了把评论功能关了，可是人家又到百度贴吧里面拼命的骂，可能你关了这一扇门那一扇门又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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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同：接下来来看一条新闻也是跟今年两会期间网友们有一点关系，就是有教师网友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工资条，他表示我的工资待遇是比较低，教师法当中的是义务的就执行了，但是说到是我们权利的就烟消云散了，该不该把教师列入公务员的范畴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李光一：老师要列为公务员应该从整个全世界范围来讲，有国家地区是把老师列为公务员的，大学没有列进来，反而幼儿园放进去了。
我们国家好象比较奇怪的，大学好象蛮重视的，中学、小学不太重视，特别是农村不太重视，农村很多老师工资也很少，也很辛苦，所以老师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应该来讲老师的待遇不能低于同级的公务员，我觉得对整个民族来讲是有好处的。
刘芳：从教育应该保持相对独立性来看，我反对把教师变成公务员，但是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要保证教师的待遇，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民孩子他们的老师能够有合适的工资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所以怎样能够调节一下，我们国家太重视面子，老是把能够摆面子的一块包装得特别好，就好象大学教师是人才最能贴金的地方。
孔同：可是就我所知大学教师没有高中教师的工资多。
刘芳：在大学这一块也把它行政化了，这里面好象显出了他们很多的用心，对大学投钱也投的比基础教育多一点。
李光一：我看到很多材料包括我国的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一般知识分子当中最富的人是谁，就是开补课的，台湾有一个反腐英雄叫丘毅先生，他就是在台湾地区做补课的，补课老师的费用成为亿万富翁，我国香港地区也有，如果把老师列为公务员的话就有问题了，你8小时以外就不可以干这个活，干部8小时以外只能做义务劳动，老师们都想明白，我同意刘小姐说的，不一定是要公务员的身份，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待遇参照公务员的，然后8小时以外有余热的还可以去挣钱。
支玲琳：尤其是对于义务教育这一块，特别是农村的民办教师应该采用这样的折中办法享受公务员待遇，最近南方周末做了一期几万名农村的民办教师被清退，的确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辛酸，事实上很多人在报酬非常低，然后是在最简陋的乡村讲台上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是应该有一些特别的办法。
孔同：我觉得其实教师不要说是分成三六九等，至少应该分分等级，有的教师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政策和待遇，就我所知有一些教师真的是挺富有的，是不是这个政策可以向另外的教师多倾斜一些，我们今天关于《内容工场》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周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