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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内容工场”
主持人：
孔同 《新闻晚报》记者
评论员：
李光一 《解放日报》记者
刘芳 《解放日报》观点版 主编
支玲琳
《解放日报》观点版 记者
相关：一周时事短评（1）
孔同：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解放网《内容工场》一周时事点评，我是孔同，坐在我身边的三位是我们的嘉宾，李光一，刘芳，支玲琳。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探讨过去一周的时事。最近我看到网上有新闻说新劳动合同法引起了企业主的恐慌，而中央也说要对当中的细则进行新的规划，今天我们三位对这条新闻有什么看法？
李光一：“新劳动合同法”出来以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反应也是意料之中的。正好这两天正在开两会，中国的女首富张茵作为一个政协委员，提出要废除这个法中所提及的十年以上签合同固定无期限合同的条款。这个新法好就好在，让这些首富们都感到有些痛。这个法顾名思义是“劳动合同法”，它主要是保护劳动者的，当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保护，企业主感觉有点痛，恰恰说明这个法的条文保护了我们广大劳工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两会上张茵法恰恰说明了这个法定得非常好。
刘芳：我不太同意李老师的观点，我觉得李老师这种观点是不讲道理，您这样是只讲情感的说法。事实上，我们这个法律出台是为了扭转劳动者弱势的地位，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讲讲道理，在怎样的道理下这个劳动法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我可以举一下欧洲的例子。欧洲都是大家心目中非常像天堂的地方，劳动者受到的保护非常好，但是欧洲深受其累的就是劳动法已经固化了劳动力流动性的可能，而因为这个欧洲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一个低谷，这是他们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而我们现在要走人家走过的陷井之路，这无疑是错误的。我认为自己不站在首富的立场上，但也不站在民工的立场上，我只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劳动法的修改是必然的。
支玲琳：我认为劳动法关于调整既往劳动力市场当中劳资关系不平等这个初衷来说，这部法律的修改绝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我希望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要局限于一个阶级立场上。女首富一出来，企业主一出来，那么这些企业主是为富不仁？法律现在要你付出一点代价了，你现在不愿意了？我本身是学法律的，法学家博登海墨有一句话，大概意思是“法律只有能够被人们幸福的接受，人们才会遵守，如果法律是被强制的去做，那只能是法律的一种病态”。既然劳动法在实施过程当中已经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那么就需要我们用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去弥补当中的漏洞。
孔同：可能要有一个更好的规划，而不是我们一个劲儿地在那里痛打。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一条是有关于上海闸北区的新闻，最近闸北区推出了一个新的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平常很多的公务员觉得对于我的领导进行负责就可以了，常常是领导打分标准占到了45%，而民众的打分只占到10%。而现在闸北区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调整，让民众对它的评价达到45%，而领导的评价只有10%。对此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三位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芳：我觉得这个事情无疑是件好事情，只需要问一问究竟能否执行到位，如果能够执行到位的话一定会扭转我们公务员的想法。很多基层单位的公务员在我们企业，老百姓心目中的位置，我就听到不少有关投资方在控诉我们一些公务员的不良行为，很显然他们的意见在过去并没有反映在这些公务员的政绩当中。
孔同：但是我们很担心的是这个制度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执行下去？
李光一：公务员的考核有很多方式，原来由上级为主，现在要走向公众。我们党在取得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前考核都是以上为主的，也没有出现更多的问题。现在某些部门出现了不是以上为主，以一般公众为主，也没有看到整个行政系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怎么考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把什么样的人选在这个岗位上，这个人做了什么样的事，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所有的民众对官员的考核无疑是有自己的判断，有的时候是很公正，但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很公正的。
支玲琳：重视民意建立一种对于公务员的社会评价机制这无疑是很好理念的进步，究竟我们选择怎么样的民众，选择什么样的人，多少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或者在最普遍意义上能够代表民意。
再有在考评方法上，我希望以后我们公务员单位能够对一些像窗口服务行业，能够像银行一样。我们现在经常去银行办理业务你离开的时候会说请不要先离开，您对本次服务满意吗？满意的话请按1，基本满意按2，然后不满意按3。如果对于一个并不是和民众直接接触的公务员，这个时候要老百姓评价是比较难的。我希望是能够重视信访，对于每年的信访能够有一个满意度的回访，这个可能比现在看起来并不具有多少可操作性的民众评价机制可能要更好一点。
孔同：其实我就特别担心，不要弄到最后像超女、快男一样，用短信来进行投票，可能就会有人去拉表了。
说到执行一些新政会让社会更加的民主，最近昆明的仇和两个字一下子成为非常著名的名字了，2月16日的《昆明日报》就用四个整版详细介绍了昆明市所有党政领导的联系电话和分工情况。这也是仇和到昆明以后推出系列新政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样的一些新的政策是不是会给昆明带来一缕新的阳光。
支玲琳：仇和是我的老乡，对于仇和这个人物，一直看着他如何从江苏然后入滇，接着就是一系列仇和路线的推行，但是仇和施政的路线是否就代表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仇和路线究竟具有多大意义上的典型性，他究竟是一个改革先锋还是一个人治典型，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来考察的。
刘芳：仇和无疑是一个个性官员，有很多人对于仇和做出的一系列举动认为他是在作秀，他一路走过来舆论的风风雨雨一直没有断过。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作秀，但是从客观的效果来看，他确实给中国的官场吹入了一阵改革的疾风。所以我认为这个意义上沉闷的中国官场急需要像仇和这样的一种个性的，有着一种反传统意义的官员来破除我们现在的坚冰。
李光一：像仇和现象是我们中国行政官员当中比较特殊的现象。
实际上对中国的民众而言，从中国管制而言，他应该是讲实效的。至于这个地方公布电话也好，还是把公布自己所有的联系方式也好，都是可以按照各地的不同情况来做的。中国很大，民众对政治的需求管制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他可以从江苏一直走到云南一直这么做。但是我相信这不是现代意义上政府管制的行为，从做得比较好的城市也好，从整个世界政治文明推进演绎也好，更多的是制度的形成，而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落实到个人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情愿认为仇和先生是一个个例，是一种作秀，而不是一种通例。
孔同：刚刚讲到仇和的公布党政领导的联系电话和职务，最近公布的事情还真是挺多的。在全国两会期间，记者已经在一份人民网授权发布的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和届别情况就发现了有很多的“红色后代”，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政治先进和开明呢？
刘芳：“红色后代”是可以一分为二来看的现象，一方面这些高官之后他们曾经经历过他们父辈在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所以相比于从草根阶层直接成长出来的官员来看，他们无疑是有着更大政治上的成熟和冷静，因为他们见惯了世事；一方面也要防止他们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说跟民生的痛苦有了一种隔离感，而形成老百姓口中所谓的“太子党”。
李光一：“红色后代”对中国来说也是个新生事物，因为刚刚解放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红色后代的问题。现在已经有媒体在提出，政协本来是统战部的，红色后代应该是更正苗红的那一代，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到统战的视野当中。第二作为政协来讲如果假定人大和政协，按照西方来说就是所谓的议会制（当然我们不完全是西方的概念），有一个众议院，有一个参议院，有一个贵族院的概念，政协是不是在朝这个方向在迈进？当然它的章程还没有修改，现在比较可喜的是这次政协把所有委员的职务都进行公布，让民众了解更多，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肯定的。“红色后代”再多和总的政协委员总人数来讲人数还不是很多，作为一般民众来讲还是可以得到认可的。
支玲琳：中国有红色后代，西方有政治家族，比如像美国，像现在正在竞选的希拉里-克林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从90年代开始，是由布什，然后克林顿，然后布什，然后接下来可能又会出现一个克林顿，事实上在西方还有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在中国也有“红色后代”一称，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大家对“红色后代”有“太子党”的担忧，而对西方的政治家族没有这样的担忧，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孔同：那关于这样的思考有没有答案？
刘芳：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答案的，在西方形成了政权更替比较好的机制，也就是说民主机制相对比较发达，当然也许他们是一种西方式的民主机制。在我们这里要研讨的是政权的更替接班人怎样诞生，这个机制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我们看到十七大之后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逐步建立这个制度，已经不再是过去由领导人钦点的，而是由党内的机制在逐渐形成，一旦这样的机制形成之后我们的“红色后代”会深入人心，我们也不必担忧他们沦为“太子党”。
孔同：在看完了一系列关于政治一些新的政策之后，我们来看看有关经济方面的新闻。
最近房地产信托基金正在悄然酝酿，不知道三位嘉宾对房地产信托基金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刘芳：房地产信托基金听上去很专业，实际上讲白了是一种金融创新的产品，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产品可以规避过去法律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但凡金融创新都是钻法律漏洞绝好的办法。所以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东西既是一个好现象，也是对于调控当前房地产市场形成了一个挑战，都有这么多东西可以钻法律漏洞，我们房地产市场还怎么来调控？
李光一：房地产信托基金在西方比较流行，它是让更多的公众参与房地产投资众多的途径，而不是像内地做房地产投资基本自己要去买楼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方式。
正如刘小姐说的每一次金融创新总要超越原来的管制系统。我听到两会有代表提出，在一些地方，特别像在上海地区建议由政府出面来建造低租金的房子。这个低租金不是廉租房，由开发商来建，产权也不是归开发商的，开发商主要是通过收取租金以及小区管理以及相配套的商业物业来获得它的收益。要推行这样的物业状态来改变现在楼居高不下的情况，房地产基金无疑是这种楼宇最好的融资方式。我们整个国家如果全部推房地产基金，金融创新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金融创新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管制的东西来管上，另外还可以补充一下房地产信托基金类似的产品，这些产品在西方比较流行，在我们内地现在刚刚开始，在香港地区公开买卖的有五、六个。
孔同：对房地产基金有这样的一些看法，对于股市最近也有很多人正在担忧是不是股灾来临了。一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基本持稳以后，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在2月份再度下滑，目前为95.8%，对此我们三位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支玲琳：我最近刚刚做了一个报道就是关于股市的。因为最近股市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雪，就是所谓的“融资门事件”。今年可以说对市场面的资金需求是狮子大开口，因为大家都以为我们的股权分置已经完成了。但事实上大规模的解禁是从今年才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股市一直在走下坡路，包括昨天我所采访的专家给我发过来一个消息，他说要注意股市很可能已经变成熊市了，要格外小心。所以今年的话对于尤其是有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今年经济如何实现软着陆，从以前的要防止大起，现在要转向防止大落了。
刘芳：我个人觉得这说来还是一件好事情，过去我们一直在担忧的是中国经济太热，我们CPI指数已经创到十几年的新高，因为雪灾和股灾的加工可以让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一点，对于我们通货膨胀预期无疑会减低很多。
李光一：现在股市牵动了很多人的心，我相信几乎所有的股民都不会奢望今年行情超过07年。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在看今年的融资特别多，说大小非都要获得自由。这种冲动是非常强烈，对于广大股民怎么办？我们现在要学会一个在市场经济下保护自己参加游戏的心态，就是说当这个市场风险很大，如果你很厌恶平安融资你可以选择退出，因为没有一个人强迫所有的股民去买平安的，你可以用脚投票，我觉得中国证监会对恶意圈钱要查处。
昨天平安融资开大会，90%以上的高票通过，如果通不过平安就成了恶意圈钱，没有一个通不过。中国证监会与其发这种空泛性的观点不如明确就查，你现在就判断平安是恶意还是非恶意的。因为你是监管部门我们不希望你发出来的声音好象比监管部门更高的，好象是国务院层面的，原则性的声音，就像马路上交通警察一样你把这个车停下来，告诉他你违章，为什么会违章，为什么抓，而不要说你已经违章了，中国股市走到今天有成绩的话，证监会有成绩，做坏的话这个错误也应该记在尚主席的头上。
孔同：我们对于证监会有这么多的想法，对于我们的股民来讲今后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李光一：对股民来讲觉得合适你投资的就投，不适合你投资的就退出来，因为你不承担中国资本市场繁荣发展的历史重任，这个重任由尚主席去完成。
孔同：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的这一条新闻跟炒股和不炒股的人都有关系。现代社会资讯发达，每一个人都要用到电话、手机，信产部最近就所这个电信资费五年来下降了53%。
刘芳：我想要问一问53%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这个53%究竟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技术进步还是来自于舆论压力？如果是因为技术进步，导致了我们五年来下降53%，我有一种想法，信产部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如果我们的垄断程度小一点，我们的技术进步程度会大一点，我们的资费会下降的幅度更厉害一点，如果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而下降53%，可以想像这么多年电信产业已经赚了我们老百姓多少垄断暴利。
支玲琳：应该讲电信行业不可否认仍然是一个垄断行业，但是这个行业也有其特殊性，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个行业正在逐渐的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比如说，当初把电信一分为二分出了移动，然后后来又有网通、铁通等等。虽然大家挂在国字头上，但毕竟是几马奔腾，不是一家朝南坐的机制的形成，客观上形成了比较好的竞争机制。所以大家就会说像这次尽管漫游费大家有很多的意见为什么还是没能降下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确在用套餐，套餐的费用也在下降，我们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对我们一些垄断行业竞争放开的步伐能够更大一些。
李光一：衡量中移动所谓资费向下合不合理，它既有一个纵向的比较，也有一个横向的比较。
我提出两个硬指标，第一个就是说凡是中国通信行业的工资收入特别高，能不能向社会平均方向靠，这个是重要指标，我碰到很多朋友凡是有海外的境外电话都是让对方打过来，因为我们比较贵，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以后我们打电话希望对方挂掉由我打给海外朋友，这个就衡量中国移动的资费高与低的重要标志。
孔同：那李老师您这个可能看来还不止要下降53%，最起码是153%，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我们记者相关的新闻。最近出了很多的新闻都是频频说新闻照片为什么要造假，特别是在之前有一个关于藏羚羊的照片被网友看出来是PS过的，最近又有一个参赛的图片“喜马拉雅的枪声”的文字存在失实的情况，还有一组照片“为什么不回家”，作者说我自己传错了一张PS过的照片去参赛了。
刘芳：照片真的是很热，这一阵又是“虎照门”，又是“艳照门”，都跟PS曾经相关过。前者大家质疑是不是PS过，后者那些当事者曾经认为这个是PS，但是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在挑战我们的传统伦理，可能到最后哪个是PS过的是真的，还是没有PS过的是真的？当你摆POSE的时候那个是真的吗？这个是很难判断的。
李光一：新闻照片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是和科技有关，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和媒体追求的真实性也有关系，我现在建议国家中宣部和新闻工作者协会下一个明文规定，凡是合成照片都要标上这个是某某记者社合成。如果完全是抓拍的，瞬间的那就不用标，这样就可以改变现在对新闻照片的要么是完全信任，要么是完全不信任，现在就处于这种模糊状态，我觉得国家应该有这个声音出来。
孔同：可是我觉得这个技术比较难判别，万一有人说我明明这个照片是PS的，但是我就说没有PS的，比如说拿去参赛的照片，该怎么办？
李光一：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有藏羚羊照片的事情，已经有处理了，记者本人已经离开报社了。我们公众的确需要有这方面的质疑，如果我们所有的读者认为中国的新闻照片是容许合成的话，那我们这个道德底线是可以往下降的，如果大家不愿意接受，那么国家有关部门要出来管，这个等于买转基因食品应不应该标识，买真货或者假货同样的道理。
支玲琳：这个东西也不要上纲上线，我觉得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真假假谁又能辨，我以前在刚刚接触新闻的时候，还有人跟我传输过一个理念，新闻是制造出来的，那个就是真实的吗？
孔同：这样听下来我更有雾里看花的感觉了。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农村，最近有一条消息就说农村现在留守儿童特别多，可能随着父母都到城市里打工之后，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当中就会有一个多的留守儿童，全国妇联也发出一个报告，说留守儿童，重养更应该重育，这也是目前很大的问题。
刘芳：这其实不仅仅是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得大问题，其实城市小孩何尝不是这样？这真的是一个奋斗的国家，所有的成年人都在外奋斗，而教养孩子的任务全部留给了老人，那么我们的下一代该怎么办，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办，我想起无间道有一句话，在道上混迟早要还的，我们今天的发展是不是就透支了我们明天的希望。
李光一：最近两会又传一个新闻出来，有代表提出我们国家可能把幼儿园的教育列为义务教育，通过制度的完善恐怕会改变目前这种重养轻育的状况。
支玲琳：过年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以前我爸爸记忆当中非常稠密的村庄已经不见了，你走很远才会看到一户人家，而且基本上搭配就是老人和小孩。可能这个是中国不得不为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像一些跟随父母在城市打工的孩子他们已经有了农民子弟的学校，但是我想可能仅仅这样的关怀还不够，我们还要把更多关怀的目光投到那些留在农村的孩子们。
孔同：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最近的歌星又开始教育别人了，这回执教鞭的大家非常熟悉又非常崇拜的周董周杰伦，对此很多的网站也开出了讨论，到底周杰伦该不该执教鞭？
刘芳：周杰伦的艺术水准我认为无疑是当得起执教鞭这个人的角色，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事件是不是再一次反应了我们大学精神的沦丧，无论周杰伦的水平有多高又何必再请他去执教鞭，是不是大学正在向流行歌手献上谄媚的笑，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李光一：周董去搞艺术教育，对艺术教育提出了很重要的反思。他作为艺术人才来讲他无疑是商业和艺术都比较成功，倒过来讲我们在学校里面掌握这个教育资源的教师也好，老师也好包括我们培养周杰伦这样明星的学校也好，我们这些教师无疑是不合格的，这个就提出了很重要的悖论，我们的艺术教育到底怎么做，现在把周杰伦请进大学的校方我觉得它跨出了一步，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特别是现在做教授的话好象非研究生以上是不可以做的，所以现在的厦门大学请了谢泳先生去做中文系的教授，所以政法大学有一位杨教授就说厦门大学找回了蔡元培当时办大学的遗风。周杰伦进学校是不是也是这种遗风的延续呢？
现在社会上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是这些明星到了学校以后给学校到底带来了什么东西，正像刘小姐所担忧的，很多学校的目的是往自己学校的招生或者更多的盈利来贴金，来做广告，有这个问题存在，更重要的是给所有的艺术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凭什么站在讲台上讲艺术。
支玲琳：我听到的是关于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许三多的扮演者、被称为农民工的代言人王宝强都要进大学开讲座了，所以我觉得王宝强都开讲座了，周杰伦去当教授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孔同：不过我倒是很担心，像周董每天排得这么满，他到底有没有时间给大学生去讲课？我也很担心这真的只是学校的一次作秀而已。我们来看看浙江横店最近也引起很多人的争议，这个曾经是一个很巨大的影视基地，这次说我要造圆明园了，但是北京的圆明园不乐意了，提出质疑，凭什么你造我们的圆明园。
刘芳：我觉得北京圆明园其实没有什么理由质疑别人，浙江建圆明园确实是一个商业行为，因为圆明园的制造的确是含藏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所必须要有的一件伟业，而浙江横店的集团以一个影视基地起家的集团有什么能力来造圆明园，你可以去质疑它这个，但是你不可以质疑它非法。但是关键是横店现在又要启动一个社会募捐又是一个大幌子，我觉得这是要抨击的。
李光一：浙江横店造了很多东西主要是给拍戏用的，所以它造的什么东西被模仿的这一方可以完全不理会它，因为你理会了它就抬高了它的地位和身价，它主要是拍电影的。
我觉得圆明园管理处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把你现有的东西怎么维护好，而且我以前看到媒体上好象有人借到园中的地方做一些和圆明园没什么关系的事情，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可以了，现在很多管理部门最大的问题是老是管人家的地，荒自己的地。
支玲琳：我们来打个比方，比如说故宫里面收藏的一名名家的大画，社会人有人来搞拓印，搞了一个复制品，我觉得这跟横店建圆明园其实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一件事情，而且横店是借来拍戏的，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如果有人愿意投钱又可以从中得到收益有什么不可以呢？
孔同：我倒是觉得这个社会募捐我们要好好的看一看。来看一看体育方面的消息，最近有一位运动员唐娜声称自己没有叛国，她说我是入籍韩国就是为了参加奥运，关于我们海外乒团也是一直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到底算不算叛国？
刘芳：对于唐娜声称希望获得在最高的国际舞台上竞技，因此才加入韩国籍，我觉得是深表理解而且表达我的敬意，因为她只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生命的极致状态是怎样的，而至于有些人老是拿这些来批判她是不是叛国，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点国际主义的心态，多一点天下主义的心态。像韩国某教练曾经担任我们中国女子垒球队的教练，然后在韩国的赛场上打败韩国，但是韩国人对此表现出的风度一样，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有点小国寡民的心态，不是大国心态。
李光一：唐娜这个事件实际上是考验我们能不能在今年8月份办出一届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奥运，中国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你的胸怀要足够的宽广，要和你世界上的地位相一致，奥运会提供了一次展示五千年文明和才华以及胸怀的一次机会，如果我们连这个海外乒团都不能容忍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人文奥运会打很多的折扣。
我刚才非常同意刘小姐所说的，唐娜作为个人把竞技的东西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而且她放弃了自己最美好的，这个要比没有放弃的这些乒乓球运动员更要得到我们国家的支持和理解，她这种不是一个叛国的概念。什么叫叛国？是背叛了国家信念的概念。我觉得这种运动员要比现在获得这些金牌的运动员我对她的崇敬心更高，因为她背负的压力更大，这既是考验运动员，也是考验全体观众，以及考验我们奥运参与人的一次最好的试金石，所以关键能不能过这个关。
孔同：李老师的意思，某种程度上来说体育是无国界的。
支玲琳：两位刚刚充分表达了我的心情，其实比起国内已经众星捧月、星光璀璨的明星运动员而言，我更加崇敬能够到世界更高或者最高竞技舞台上展现自己生命精彩的这些人，应该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与此对比的是大家热炒的新闻，被称为国宝的国家跳水队某名运动员，在一个记者发布会的现场发出种种不逊之词，当记者问他说，你认为你最大的对手是谁，她说了一个名字，然后说还有某某国的胖子。像这样的一个人，我认为是完全两种的境界对比。
孔同：我也突然想到，其实也看到过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海外兵团的话，可能中国的乒乓球是真正要走向没落，而不能走向国际化了。好了，我们最后来看一条消息是关于互联网的，互联网成为民意直通车，官民在线互动成为新的政治景观。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很多的官员上网、很多的民众上网给我们带来了政治新风。
李光一：我提一个相反的意见，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国的网民再多也没有占到全体人民的总数，像我母亲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人从来不上网，所谓官员关心网上的舆论非常重要，也非常好，但是只注重网上而忽视其他的我觉得是不够的，所以现在要防止有些人借网上来作秀。我们现在推行实名制也好，非实名制也好，很多人有意见和看法，但没有更多人出来负这个责任，所以现在网上说它很民主，但是它有的时候成为一个暴力的地方，作为官员更关注民主的话，除了网上还有所有的渠道，不要只盯在网上好。
刘芳：王小波有一本书叫《沉默的大多数》，互联网的声音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声音。但是，我认为它还是客观、是有代表性的，总有跟他有着相同利益阶层的人当中有代表会在网上说话，所以我觉得网络是有相当代表权的，可以代表民意。
另一方面从官员的角度来看网络民意的发展，可以说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过去我们知道有一个广场发言的习惯，就是当老百姓有意见的时候就会集中到某广场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要求官员来问责，来对应他们的呼声，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所以我们的广场发言变成了互联网发言，可能互联网上的发言是大嘴小嘴都说话，你的声音来得更猛烈了，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用直接去面对，在广场上面对众人的呼声，所以这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对官员来说剩下的就是把网络通道做好起到充分的回应作用。
支玲琳：我认为网民这个群体还是有非常大的典型性，因为就比如像我来说，我在论坛潜水，我很少发言，但是我可能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发言，比如说我觉得和我切身利益相关的，或者我必须要帮助某个网民的时候我会发言。所以我认为网民当中也包含了沉默大多数，所以我们应该充分重视网民这个群体，我们中国舆论环境的特点，中国的网民事实上我认为是最聪明的，最能够涵盖大多数的网民群体，因为这个已经从很多的“虎照门”事件，“艳照门”事件都已经显露出这个端倪了，官员重视网络民意是好的，但是希望在面对七嘴八舌的声音，尤其是不中听的声音的时候，不要听到好话的时候就说网络很好很强大，听到不好话的时候就说网络是很黄很暴力，我希望网络的声音应该被保护起来。
孔同：我们今天一周时事舆论点评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