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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支玲琳 《解放日报》观点版 记者

评论员：
李光一 《解放日报》记者
刘芳   《解放日报》观点版 主任

解放集团内容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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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背景：上海多所学校考研人数下降

　　支玲琳：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解放《内容工场》，我是解放日报观点版记者支玲琳，这一期由我为大家客串主持。最近相信大家一定会关注到这样一个新闻，今年的考研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一降一升”的新情况。以上海为例,报名人数首次出现了下降，缺考人数大幅上升，今年上海地区考研的缺考比例甚至达到了20%。“考研热”在2007年出现了明显的降温。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嘉宾，李光一和刘芳老师。刘芳我知道你是十年前的研究生，当年您为什么会选择考研呢？

　　刘芳：当年有很多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比较个人化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考研还没有形成一个潮流，我们当初班里面有40个人，差不多只有不到10个人去考，比例非常之低，所以选择考研不是社会的潮流而是个人的选择。我当时觉得是一种荣誉，觉得能够成为一位硕士的话，我的父母会感到自豪，我的朋友会敬仰我。还有一个心情就是马上要工作了，但我好象还没有找到自己特别喜欢的工作，对就业有一种恐惧，那个时候我是学国际贸易的，97年毕业那个时候是国家外贸行情非常好，但是我对那个工作没什么感觉，我觉得应该多读几年书寻找人生方向所以就选择了考研。但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大大不一样的感觉，以前纯粹是虚荣心在做怪，考研却确立了我自己的人生方向，我对学术产生了兴趣，才有了后来从事研究型工作的志向。

　　支玲琳：在10年前，很多人觉得考研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我是2003年大学毕业的，也有很多同学选择继续读研，但是很少有人是为了寻找人生方向,很多人只是迫于就业压力，盲目地去考了一个研究生。但是读出来后，很多人发现，他们并没有因为研究生的身份在人才市场上得到更多的机会。研究生越来越不值钱，这是很多人的感觉。

　　刘芳：前些年有一些职业的调查，研究生岗位薪资是比本科生要高出一大截的，所以在那样的价差下很多的人涌入考研队伍，现在我们听到的47个研究生争当一个中学教师，甚至连环保工都去争取，这说明，研究生贬值了。

　　支玲琳：李老师在解放工作这么多年，也带过很多的学生。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要论就业素质、工作上手,研究生可能还不如本科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李光一：这不能绝对地说。应该说念书和不念书的确实不一样，但是一定说书念得多的人，一定会胜多少，也不一定，关键看个人自己。讲到研究生我接着刘芳讲。在我印象中解放日报在文革前，也算学历比较高的单位。记得当时研究生只有一两位，且是历史系的。所以我们国家研究生的事业，也是超常规发展的。

　　我们的大学教育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化。现在的研究生给人感觉是“批量生产”的，现在要成为学术精英，大概要做了博士或出身一流名校。现在的考研，我觉得是一个就业的缓冲期，这与就业形势有关。现在很多朋友考研甚至考博也不一定想做学术研究。这可从整个态势来看，我们国家这几年考研，考博蓬勃发展，但学术研究的成果并没有同步增长。这包括研究生导师，甚至博士生导师。所以，中国的教育陷入了这一怪圈，总的感觉比以前好很多，但是拿不出公认的领尖人物，特别是有国际影响的学术领袖。这么多年，培养了这么多硕士，博士，找一两个标杆的人物，我估计还是有的。但是，整个社会的崇敬度在下降。因此，考研从热到冷，未必坏现象。

　　刘芳：我看现在大多数的评论认为这是理性的回归。

　　支玲琳：我采访过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汪品先教授，他很感慨说，现在很难找到好的学生能够继承他的衣钵。我们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究竟能做什么呢？几年前有本书很出名《大学有问题》，现在这个问题通过研究生报考“降温”更加突出了。

　　刘芳：这何尝不是市场机制在发生作用，学生们在用脚投票。国内的大学，尤其是一些二三流学校里，学术氛围比较差，导师对你产生不少作用，特别在博士生，我看到的一些现象是，招不招你，纯粹看你是不是有利用价值，比如你能够带来一些业务，比如法学教授做法律方面的业务，如果你有这样的业务资源我招你，还有一个是看你能不能帮他接课题，如果不做课题干吗招你？

　　支玲琳：变成了廉价劳动力。

　　刘芳：对，进了门之后，很大的感觉就成了旧社会的师徒关系，徒弟给师父打工。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学风是整体走下坡路，对于学术的追求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课题的多少，经费的多少以及在外面社会关系多少，影响力多大，对这个，我是深恶痛绝的。

　　支玲琳：我们看到一些极端的报道，研究生一年只能见导师一两次面，正常联络都是通过E-MAIL。其实本科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呢？很多大学生整天忙于考这样或那样的证书，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学习。在当下如此浮躁的氛围之下，在大学里还能学到什么？

　　刘芳：其实中国教育出现的一个拐点是从1999年开始的，当时我们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国家希望通过扩招刺激需求，所以有了1999年大规模的扩招，我先生当时考验还差了几分，因为扩招的原因就进去了。但是自那以后学术界普遍出现了这样的呼吁，就是教育产业化出现了大的问题。但我一直还是跟一些同学在讨论：扩招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更主流的观点认为，不是一个好事，教育产业化所导致的在学校机构里面出现了一个以资本来衡量教育成绩，还出现了权力和教育的联盟，学校出现了一个官僚机构化的趋势，这无疑都是坏现象。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好的一面，通过这波扩招中国人能念大学的比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当更多的人能接受大学教育，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眼下正在经历的事情，或许只是经历这个过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当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大学殿堂，尽管教育质量被稀释了，但是比太多人接受不到教育还是要好。

　　支玲琳：高等教育走进大众应该讲还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也要一分为二来看。

　　刘芳：现在确实是一个拐点，当学生开始用脚投票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粗放型教育产业化模式需要回缩的时候了。最近的讨论非常多，对于大学教育的抨击，包括学校里面教授和学校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也很激化，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新闻，这种种现象都指向一点：我们出现了一个拐点，我们要走向质量型的发展道路。

　　李光一：我们解放日报近几年招员工时，也招过博士，比例不是很高，但不是所有的博士能都胜任留下的。念到博士，再做记者，并不是很适合。我非常赞同刘芳讲的，教育还应一分为二来看。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一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大学基本是普及的。另外，还有终身教育，考研，考博，是比较神圣的。现在社会在转型，把这些原本神圣和名利场没关的，一下子都搞成有功利的，它已成为获得较高工资，获得较好的岗位的“竞技场”。这可能是转轨期必然会产生的现象，我们可能要忍受转型期的阵痛。目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多的一个时期，但与我们学术水平的研究并正相关，这好象没有争议吧？支玲琳：像这次考研热能够降温是能够很好的反思校正教育价值的机会，在韩国掀起了一场运动就是针对假学历的，东博艺术展有一位叫申东额的教授，在韩国是相当有名的文化名流，他成功举办了多次的展览，但是后来被查出来他的学历是伪造的，伪造了耶鲁大学的学历，很多人一方面在批评他，为什么要伪造一个学历欺名盗士，但是很多人也在反思，像这样人这么有能力，如果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样的学历崇拜，又何必要伪造这样的学历，所以能够让真正有能力而不需要通过学历能够在这个社会也能获得他的价值也是比较好的状态。

　　支玲琳：考研热降温，其实未尝不是一次很好机会，能够让我们反思、矫正大学教育的价值。不久前在韩国掀起了一场针对假学历的打假运动，有个韩国美术界的风云人物叫申正娥，被查出来学历造假。舆论一方面批评这种欺世盗名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反思，这个人确实很有能力，如果不是全社会有着严重的学历崇拜，她又何必学历造假。假如有一天，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不是以学历论能力，那才是真的进步。

　　刘芳：这个对于中国社会恐怕有更大的适应性。现在很多人对一个现象非常愤慨：就是官员教授化和教授官员化。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评价系统出现了问题，为什么要用学历去评价和学历没有关系的能力呢？中国有一句老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恐怕也是这个心理在作怪吧。

　　支玲琳：去年的缺考率达到了15%，今年缺考率达到了20%，这可能是一次对教育价值的回归。

　　刘芳：虽然对于考研的理性回归大多数人认为是一个好的现象，人们不再以学历论英雄了。但是，另一方面，是不是整个社会对于人的评价又从学历的标签转向另一个标签？为什么很多人不再考研因为研究生不再值钱。如果是以钱作为衡量标准，这样的转向也不是值得庆幸的事情。由于过去几年积累了大量的基数，所以即便出现拐点，考研队伍还是相当壮大的。但是如果一直走下坡路的话，当越来越多的人把学术看淡了，货币化了，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步又意味着什么？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这几年我们国家学术能力并没有随着考研人数的增加而呈正相关的趋势，但是不是有可能随着这样的下降会出现更加大的滑坡。一些有志于读书，有志于做学术研究的人，他们内心也是非常挣扎的，他们喜欢做研究，但是社会对他们没有正确的评价，市场是在用货币来评价所有的人，而当他周围所有人都以这些来衡量自身价值，他又怎样能做到不随波逐流？

　　支玲琳：是啊，所以在这个社会不功利也难，要沉下心来，甘坐冷板凳做真正的学者、研究者太难。就像有的高校里的清贫学者说的，很害怕去参加同学会，因为你看到开着名车过来的同学，要做到心理平衡还是很难的。所以很多人说，最害怕参加的就是同学会。

　　刘芳：我就有一个亲身体会，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心态不错，也一直为自己的职业和读的书感到自豪。但前几个月，我们大学毕业十年的一次同学聚会，就让我伤了一回。我们当时是读商学院，很多同学都有机会去赚钱，我们班老同学中出现的富翁特别多。他们看着我，就觉得你太可惜了，怎么还在这种地方工作，就连当年很好的朋友都这样说你。你会很失落的，你心态再好都不敢去面对他们。所以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参加这样的同学会了，如果我要坚持的话我还是避开这样的情景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有能力克服虚荣心？又有多少人在资本的大潮下能抵挡这样的冲击？

　　支玲琳：所以人是很无奈的，他光有追求不行，还受到周围客观环境的评价体系的影响。

　　李光一：刚才说的情况在我们生活中是天天可以看见，实际上人永远是处于这种被动状态，当你是有学术理想追求，确实要清贫一点，但是在清贫状况下，看到比你远远差很多的人，因为市场经济评判体系而“受宠”却不愿。以前说老师是比较清苦的，今天听到新闻说不少老师当上了代帮老师，课后代帮学生，月收一千块，两千块，最多的老师带了20个。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你要做学问，书念得高，也应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13亿人中一定要有人仰望星空。

　　刘芳：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的评价系统这么单一，要么唯学历论，要么唯金钱论，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缺少高尚的理想，执政党提出要树立共同价值观的问题非常深刻。我把人分成两类，有一类人会思考：我读书为了什么？我读书是为了赚钱。另一类人会说：我赚钱是为了什么？赚钱是为了有机会去读更多的书，去更多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探询人类的本质。人的境界确实可以分这两种。在西方社会，有很多人都已经到了后面一种层次，比如说比尔.盖茨他赚钱是为了什么？他有那么多的钱，他告诉别人我在做慈善，我在履行上帝给我的一种使命。而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信仰的人实在是太少。我们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工作和赚钱中抬起头来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