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中国恢复参加奥运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中国代表团一共参加了6届夏季奥运会。在这20年间，有一位上海人，亲历并见证了这段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的发展史。他，就是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现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李富荣。历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里，他是唯一一位连续七届奥运会（包括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都在任的团部官员。

　　回忆起这些年中国竞技体育的奥运参赛历程，李富荣很感慨：这20年是中国体育通过奥运会走向世界的20年，更是借奥运会的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体育的20年。

　　“半届”奥运会

　　李富荣说，现在回忆起来，中国队自1984年来的奥运参赛史，其实也是中国竞技体育国际化的过程。“期间是碰到过挫折，经历了起伏的。1984年去洛杉矶参加奥运会，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奥运会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中国体育在世界上大概能排到什么位置，外界氛围也没给这么大压力，结果拿了15块金牌，大家都很高兴，觉得我们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了那么多金牌，很厉害。其实呢？如果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洛杉矶奥运会只能算是‘半届’奥运会，并不能显示出世界最高水平。当时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没有参加，如果他们也来了，我估计，那年我们也就拿8到10块金牌，最多了。”

　　就是因为对世界水平不太了解，对自身水平的了解也不够，定位不准，随后出现了1988年的“兵败汉城”。“一是自己估计过高，二是对优秀运动员管理不严，恰恰是1984年奥运会上表现很好的队员，四年后失常了；另外，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包括外界，也都比1984年时要更加看重奥运会成绩，背上了包袱。”李富荣说，中国代表团在汉城仅收获5金，那次兵败，也算交了“学费”。自那以后，中国竞技体育开始了探寻规律，按规律发展的路。

　　“末金”也是金

　　“我是反对锦标主义、金牌主义的，反对外界现在那些炒作的‘首金’、重奖‘首金’的说法。只有‘首金’重要，‘末金’难道就不重要了？奥运会比赛有先有后，金牌有第一块、最后一块，再正常不过了。商家为了商业目的炒作‘首金’，这是商家的事，但运动员自己脑子要清楚。”

　　近年来外界对奥运会中国队的金牌期望值越来越高，但在李富荣看来，这个变化并不“好”。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呼吁为中国运动员、教练员“减压”。“不要过于强调‘东道主优势’，而应该多讲讲‘东道主劣势’。东道主最大不利是什么？压力、包袱。主场作战，怎么在领导、亲人、朋友看着你比赛的时候正常发挥水平。减压减负，不单是运动员、教练员的问题，其实是全社会的问题，特别是媒体，还有广大的体育爱好者。”

　　从呆板到个性

　　说奥运会打开了中国运动员的眼界，这并不夸张。李富荣说，随着这些年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发展、进步，受到世界的认可，我们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上的形象、精神、状态也在不断升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运动员出去比赛都比较呆板，不敢讲，不敢动，胆子小。记者采访他们，也讲不出什么话来。当然这除了和人的素质、水平有关系，和环境、氛围也有关系。“我记得洛杉矶奥运会闭幕式上，女排的一位队员来找我，怯怯地问，一个台湾朋友送给她一枚戒指，要不要紧啊。我就跟她说，没关系啊，你就留下作个纪念好了”，李富荣回忆道，“后来随着中国队参加奥运会次数增多，运动员见识也广了，领奖、与外国运动员交流都表现得很自然，很大方。现在像姚明，不仅回答记者提问很得体，有时还来点小幽默。当然有的运动员也可能偶尔出点问题，但个人修养和素质的提高是主流。”

　　“东道主精神”

　　每次谈起奥运精神，李富荣都会讲到李成江在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上比赛时的一幕。故事中的“主角”并不是李成江，而是那些现场观众。“中国人对奥运、金牌的理解，至今还是有些片面的。其实，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不光是东道主拿多少金牌，这只是一个方面，不是全部。”

　　李富荣去看了李成江在盐湖城冬奥会上的比赛。当时在完成一整套动作的过程中，李成江先后摔了三四次。每次摔一跤，观众席上就会响起掌声，鼓励他站起来继续下去。中间有一次摔得很厉害，李成江不得不在地上歇了好一会儿，现场观众就长时间给他鼓掌。

　　“要是在场外听里面的声音，你肯定以为里面正在比赛的是个冠军，但那恰恰是失败最多的人。第二天还有个美国老太太给李成江写信，专门问他身体要不要紧”。李富荣很感慨：“那些观众表现出的文明程度，他们对体育精神的理解，对运动员的鼓励和支持，其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当好东道主，热情迎嘉宾’。我希望北京奥运会时，中国观众也能向那些美国观众学习这种感人的‘东道主精神’，不要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

　　“举国”须完善

　　举国体制，2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竞技体育的“孪生姐妹”。“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到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和举国体制的优势是分不开的。它集中了全国的优势资源，将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一部分项目上，避免了‘撒胡椒粉’”，李富荣说，“有的外国运动员说这不公平，我倒认为这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每个国家的制度不一样。其他国家搞航天、宇宙飞船，用的也是举国体制啊。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举国体制还是应该坚持下去。”

　　但李富荣认为，举国体制还需要不断充实，克服弊端，真正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才能继续发挥历史性作用。（本报北京4月29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