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来，樊锦诗和她身旁的雕像一样，在莫高窟旁坚持着，守望着，昂扬着。　尹欣摄

　　她守护敦煌43年，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敦煌壁画进行永久保存的“数字敦煌”构想；她在国内首创“旅游预约制”，在保护与开发之间寻求平衡；她带领研究人员，在莫高窟风沙治理、壁画病害及治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以自己孱弱的双肩，挑起守望民族文化的重任。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以其平凡的人生故事，诠释了一个简单而深邃的道理：文化需要心灵的抵达。在这样一个文化口号喧闹、文化标签纷飞的社会中，她以沉默而坚定的守望，证明了真正的文化需要的是心灵的感知、感悟和感动。

　　43年守着洞窟，在她看来这是福分

　　蓝天、戈壁、黄土地。
　　敦煌研究院里，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瘦小的身躯包藏在朴素的格子外套中，一头斑白的头发，述说着岁月的流逝。她的身旁矗立着一座雕像，雕像中的少女斜背着书包，仰着头，目光投向远方，稚气中透出坚定。雕像是以樊锦诗为原形创造的，它有个动听的名字，叫《青春》。
　　43年来，樊锦诗和那座雕像一样，在莫高窟旁坚持着，守望着，昂扬着。
　　创作这尊雕像，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的樊锦诗刚刚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读大学时，她到敦煌实习，一看到莫高窟就迷上了。当时她也说不清究竟是哪儿好，就是觉得美，太美了。
　　回到北京，她还惦记着那些洞窟。所以当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提出要她来工作时，这个在上海长大、在北京读书的女孩，毅然放弃了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卷好铺盖，告别恋人，只身来到了荒凉的敦煌。那时的她也没有料想到，此后自己的青春、情感和大半个人生都将凝固在这茫茫戈壁中。
　　虽然在樊锦诗的眼中敦煌美得炫目，但生活是实在的，洞窟里的多彩并不是生活的颜色。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消息闭塞，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樊锦诗的日子过得很苦。
　　刚到敦煌时，她住在藏经洞陈列馆的“下寺”。房顶是纸吊的，夜里老鼠嗖嗖地走，有时“扑通”一声就有一只毛茸茸的大老鼠掉下来。有一次，夜里想出去解手，结果刚一出门，看见一个黑糊糊的东西，以为是狼，吓得又退回房间。想解手又没法解，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头驴。
　　如今在樊锦诗的讲述中，初到敦煌的艰难，成了一段段趣闻轶事。条件的恶劣，没有让这位乐观的江南女子却步。之后的几年，樊锦诗在敦煌考古学断代分期领域的研究中作出了成绩，至今学术界还在应用她的成果。
　　有一次，一位在莫高窟参观的年轻姑娘好奇地问她，敦煌里住着的是不是都是和尚、尼姑。樊锦诗笑着回答：“见过头发这么长的尼姑吗？”但笑容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大漠里孤独、寂寞如和尚、尼姑般的单调生活。
　　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婚后丈夫继续在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而她也舍不得放弃自己在敦煌的研究，于是，两个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结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在敦煌出生，丈夫得知消息，立刻从武汉挑着一扁担东西来看她。第一眼看到孩子，丈夫傻了，孩子出生都已经几天了，却还光着屁股，身上连条布都没有。陷在困顿中的樊锦诗看到丈夫给孩子带来的衣服、奶嘴、尿布，给她带来的红枣、鸡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为了敦煌的事业，樊锦诗只能和家人分居异地。寂寞、艰苦的生活中，丈夫和孩子使她多了一份牵挂，也多了一份思念的苦楚。敦煌、丈夫和儿子，樊锦诗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后来，又有了二儿子，一生下来就被送回了丈夫的老家河北农村。1978年，两三年没见到孩子了，樊锦诗要去见见。黑不溜秋的儿子就站在门后，她也认不出来，丈夫的姐姐把孩子叫了过来，让孩子叫了她一声“妈”。这一声，叫得她的心刀绞般地疼。
　　最初她和丈夫说得好好的，在敦煌呆上几年，就去武汉工作。可一晃两个孩子都出世了，她却再也舍不得离开。就这样，粘粘糊糊地一直不肯走。20年劳燕分飞的日子过去了，最后还是丈夫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妇唱夫随”，追随着她来到了敦煌。
　　在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两张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张照片上二十几岁的樊锦诗正在低头撰写材料。而在不远处的另一张照片中，她的爱人彭金章脸上绽放笑容，这笑容是在庆祝这位迟来的敦煌女婿有了新成果———他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原来的492个增加到了735个。丈夫脸上的笑，让樊锦诗愧疚已久的心多少得到了一些慰藉。
　　43年重复地做一件事，她却没有一点厌倦。“我知足”，守着洞窟，在她看来这是福分。
　　带我们去参观莫高窟九层楼的路上，樊锦诗和我们这些从家乡上海过来的记者，试着说了几句上海话，说完就笑自己，“现在的口音是不南不北，不中不洋，在这里呆了43年，呆傻了。”如今的她已经习惯了敦煌的安静，每次到大城市出差，“连过个马路都害怕”，就惦记着早点回到敦煌，回到那些洞子旁，回来了心就静了。
　　“这里多好，安静又广阔。”她像是说给我们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没有点傻的精神，是做不成事情的。”

　　四季飞扬的黄沙卷走了樊锦诗的青春和美丽，但当她站在苍凉的戈壁滩上，站在那高耸的莫高窟九层楼前，那美丽瞬时跃然而出。
　　“这里的风沙很大，时刻侵蚀着上面的洞窟”，樊锦诗忧心忡忡。而与大漠风沙相比，更难抵挡的对敦煌艺术的侵蚀，却是汹涌的商业开发大潮。
　　1998年，刚当上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当时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莫高窟与一家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在很多人为加速开发敦煌的旅游价值而欢呼时，樊锦诗心急如焚。她态度决绝：莫高窟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不能拿去做买卖。
　　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每到一处都要给人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它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吧，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樊锦诗所说的敦煌壁画急需抢救和保护的现状绝不是危言耸听，她甚至在当时国家文物局一位领导面前发了火，“如果敦煌捆绑上市，我这个院长的帽子就还给你们。”
　　谁也没想到，樊锦诗柔弱的外表里会迸发出这样强大而坚定的力量，这力量来自她对敦煌文化的眷恋和挚爱，“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它是我的莫大责任，决不允许它在我手中坏了。洞子不能卖，我不能成为千古罪人。”
　　一场将敦煌莫高窟捆绑上市的风波，在樊锦诗的坚持下平息了。
　　得罪人多了，樊锦诗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老天真”。她的天真在于，她的眼中容不下任何伤害敦煌的行为，她的天真出于那颗守护敦煌的单纯的心。用手指着莫高窟对面三危山下的一个建筑，樊锦诗讲起了她的一次“天真”经历。
　　那幢两层楼的建筑是敦煌艺术陈列中心，它依山势而建，是由日本政府捐资建的。起初设计者想把它放在石窟前面，可樊锦诗觉得不合适，特意请专家来论证，最后的结果是“推出去”。投了钱的日本人当然希望在莫高窟前突出这个建筑，强调造这个建筑是他们捐了很多钱。樊锦诗并不退让，“不管你捐了多少亿，能比莫高窟更有价值吗?不可能！”最后，日方被说服了，敦煌艺术陈列中心被放置到了现在这个恰当的地方。
　　做与不做之间，樊锦诗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经过研究人员长达13年的连续监测，发现随着进入石窟参观人数的增加，洞内温度、湿度急剧升高，加速了洞内壁画的褪色、起甲、盐化。于是在2003年，莫高窟在国内首创了“旅游预约制”，当时在社会上掀起过不小的波澜。很多人都不理解。旅行社和游客想，既然我们花了钱，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景点怎么能随便拒客呢？有人说樊锦诗有钱不赚，特傻。可樊锦诗横下了一条心，“我看世界上的事情很多都是傻人做的，没有点傻的精神，是做不成事情的”。
　　阻力来自多方面，起初当地政府觉得预约制不利于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也不支持，樊锦诗扔下句气话：不让搞是吧，那就索性关闭，一个人也别来了。
　　关闭莫高窟，这当然不是樊锦诗的真实心愿，相反，她一直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老百姓，能通过这些壁画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明，坚定自身的民族信念。但她清楚，要达成这个心愿，必须先要保护好伤病累累的莫高窟，“文物的生命就像人的生命一样，只有一次。如果保护不当，使用不当，参观不当，都会破坏它，那样对祖国的宝藏太不负责任了。”
　　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数字化敦煌”正在建设中，樊锦诗希望能够通过数字科技将洞窟里的宝贝“搬”到室外来，这样既可以很逼真地展示，又对洞窟没有伤害。
　　43年过去了，敦煌摄人心魄的美已经凝成樊锦诗文化守护的责任，她开玩笑说，百年之后如果能留下一句“我为敦煌尽力了”，就够了。

　　对文化遗产负责，既是对过去负责，也是对未来负责

　　解放周末：最近有一种说法，说实行“旅游预约制”是个信号，莫高窟的洞今后将越开越少，过不了多久就要全面关闭了。莫高窟真的要闭门谢客了吗？
　　樊锦诗：不要理会它，这是一些旅行社赚钱的噱头。莫高窟永远不会关门。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让人看？文化的传承不能单靠几个人的力量，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走进历史，切身去感受中华悠久伟大的文明。不是说把景点关了就是保护。我们会根据每个洞的不同情况，轮流开放给大家看。我并不反对搞旅游，但是前提是要保护好。在充分保护好的前提下，应该积极地利用，为人类服务。毕竟，敦煌是人类的遗产，人类应该了解它。
　　解放周末：可惜的是，现在我们一些非常珍贵、独特的世界文化遗产，只注意开发，不注意保护。
　　樊锦诗：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文化资源都没有了，还怎么发展？所以，要提倡负责任地旅游，负责任地发展。对文化遗产负责，既是对过去负责，也是对未来负责，不能吃子孙饭。现在的很多人很短视，眼里只有钱。我承认没有钱是不行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绝对不是光有钱就行的，有许许多多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都被忽略了。不对可持续发展负责，将来就没有任何发展余地。
　　解放周末：一些人片面地理解发展，认为有钱就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发展。
　　樊锦诗：这种误区确实存在，很多地方都喊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把文化当作经济发展的垫脚石，这是不懂文化的表现。文化不是口号，也不是标签，不能随便乱贴，什么端午经济、中秋经济，甚至连文物都要被经济。经济的发展千万不能以牺牲文化、牺牲文物为代价。现在还有句挺时髦的话，叫“以经济眼光看社会”，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用文化的眼光来看社会，但怎么能用经济的眼光呢？那不就成了从孔方兄的洞中看社会了。如果每个人都使用这样的眼光，社会就要变成冷冰冰的经济机器了。
　　解放周末：这既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我们对文化的态度出了问题，同时是不是也反衬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还不够自信？
　　樊锦诗：很多人对文化缺少感情、缺乏自信。现在还有一些人，他们高喊着口号，非常急迫地嚷着要让中国文化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在文化上，更要有所选择和取舍。不能打着接轨的旗号，把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抛弃了。还有人豪迈地宣扬,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了,那些体现传统文化的“祖训”该抛弃就要抛弃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着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也不可能把别国的东西照搬过来，文化是需要土壤的，别人的你学不像。
　　任何优秀的文明永远都不会过时，永远会展示它的魅力。一位来敦煌参观的外国客人和我聊天，他就觉得中华文化太深邃了，他坚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同样，我到国外去，人家一听说我是敦煌来的，都特别钦佩我们，觉得我们的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而我们自己呢，破坏得太严重了。从长远看，破坏了文化的文本和文脉，损害的将是传统的中华文明。文化是最核心、最有特点的东西，千万不能断掉。
　　解放周末：敦煌的文物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利用其中的文物来传播文化？
　　樊锦诗：敦煌壁画是古老文明的反映，当人们看了莫高窟以后，他不能不为我们古代有这样杰出的艺术而惊叹，特别是中国人，在看完那些洞窟以后都非常激动，内心受到震撼。我们在北京搞展览的时候，那些小学生看了展览以后，在为曾经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文物被外国人掠走感到痛心、耻辱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心，这就是一种教育。所以我说，莫高窟是一个遗址，但同时也是一个课堂，通过参观告诉孩子们艺术美在什么地方。我们古老的文物，不能古板地尘封在历史中，它们应该在现代文化发展和教育普及中发挥作用。
　　解放周末：说到教育，现在常有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比如愈演愈烈的“恶搞”风，给红色经典加上搞笑配音，有的饭店开张竟然模仿开国大典。
　　樊锦诗：这种“恶搞”危害很大，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正处于身心成长发育期，对很多是非曲直还缺少辨别能力。有一些成年人看了一笑而过的东西，却会给孩子们带来价值观的模糊与混淆。现在的社会很喧嚣，很多孩子受到了不好的影响。我就看到这么一个小孩，他管家长要钱，说老师要过生日了，同学们都要给老师买礼物。你看看，这么小的孩子都学会送礼了，连我都不会。这是谁教他们的？这样教下去孩子能健康成长吗？我觉得是我们对文化的态度出了问题。对文化我们到底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崇敬还是恶搞？
　　解放周末：对文化应该持有敬畏，对崇高持有敬意。
　　樊锦诗：这是一个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体现，尤其在尚未成年的青少年心中，不能让崇高感沦丧。社会上现在浮躁风气太盛，不能用这种浮躁的风气来引导年轻人，这样会害了年轻人。我们应该引导年轻人认识到，不管你本事的大小，这都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一种静下来踏实追求的精神，做什么事情都要把它做好。人的智力有高下之分，但是追求并没有限制。应该培养他们具有一种高尚的精神，不要一天到晚只谈钱。

　　《解放周末》总策划高慎盈 黄玮Email:hw038@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