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发表演讲。解放日报记者 王君武摄

　  《水浒传》：似近又远的文化记忆   周思源

　　主持人：刚才马瑞芳教授带我们到充满着情趣、谐趣和雅趣的大观园里逛了一圈，真好玩。接下来，我们要跟着周思源教授到水泊梁山上去拜会一下各路英雄好汉了。周教授研究《水浒传》，提出了很多新鲜观点，今天我们将和他一同走进似近又远的文化记忆。（全场鼓掌）

　　野生华南虎的照片，要是搁到《水浒传》那个年代，绝对没人和他去争是真还是假，那会儿的生态环境要远远好于现在

　　大家下午好！

　　我为什么要讲———哦，对不起，我讲稿落在大衣兜里了，（全场笑）没关系，凭记忆应该记得起来———我为什么要讲似近又远的文化记忆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东西，现在似乎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可它又时不时地在我们眼前晃动。

　　不说别的，就说最近那张野生华南虎的照片，弄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全场笑）要是搁到《水浒传》那个年代，就是从南宋到元末明初那几百年，如果有人画了一幅画，说我见着老虎了，就长这个样，绝对没人和他去争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肯定是真的。

　　为什么？你看《水浒传》里面，多次写到老虎。武松景阳冈打虎，李逵一气打死公母老虎四十只，解珍、解宝的故事里也有老虎。根据动物学家的研究，一只老虎的活动范围至少是40平方公里的林子，也就是说它是这40平方公里林子里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要不然不够它吃的。由此可见，林子多老虎才多，咱们可以想想，你现在到河北南部、山东北部、河南东部，你现在去找找，你还找得到大片的林子吗？这说明那会儿的生态环境要远远好于现在。现在上那儿去，别说找只野生老虎，找只野兔子都不容易！（全场笑）可是当时老虎挺多，说明生态环境非常好。

　　我们还记得武松当时出了小酒家上景阳冈的时候，他一开始不信有虎，后来他看到盖有知县大印的榜文，知道真有老虎，有点害怕，想折回去，可是一想，我回去要被酒家耻笑不是好汉，难以回去，就硬着头皮往上走。可是这回野生华南虎照片出来以后，全国各路媒体记者勇往直前，根本不担心被野生华南虎吃了，都去采访，胆子比武松还大，个个堪称好汉。（全场大笑）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阳刚基因要比阴柔基因略少一点，而《水浒传》里则充满了阳刚精神

　　我们在《水浒传》当中可以感受到一种豪情，就是好汉气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阳刚精神的突出表现。这在鲁智深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就是那种惩恶扬善、疾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贫济危、救人救彻的精神。

　　相比而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阳刚基因要比阴柔基因略少一点，而《水浒传》里则充满了阳刚精神。咱们看看鲁智深，一般人随身兵器就一件，鲁智深一打兵器就两件，一把戒刀，一根禅杖。打禅杖，张嘴就要打100斤的。店家说，100斤的太重了，就是关老爷的大刀也只有81斤。按说连关老爷都抬出来了，该听话了吧。鲁智深不服，他说，我还不如关老爷？他也只是个人！你听听，敢与关公试比高，（全场笑）有那种不服输的精神。

　　铁匠师傅挺会做思想工作，还挺有针对性。他说81斤也太重了，不好使，还不好看。“不好使，不好看”这六个字说到鲁智深心坎里了。那行，多少钱？铁匠师傅说，不讨价还价实要5两银子。我们知道，通常做买卖的时候，买方总是希望压价少给钱，卖方总是希望提价多赚钱，可是这位铁匠师傅不一样。如果打100斤重的，这位铁匠师傅肯定可以多赚两三两银子，可是他不，他替人着想，替顾客着想。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情愿少赚，但是他话说得非常有尊严，“不讨价还价实要5两银子”。做事坚持原则，做人坚守尊严。我觉得这位铁匠也是一条好汉，可惜他没上梁山。（全场笑）

　　武松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绝不仅仅是他赤手空拳打死了老虎，还在于他对待金钱的态度。当时，知县决定把悬赏的1000贯赏钱给武松。1000贯可是个大数目啊，宋朝文官最高的宰相，武官最高的枢密使，就是现在说的国防部长，每月工资300贯，也就是150两银子。武松可不是个有钱人，他流落到柴进庄上的时候，已经身无分文。临走的时候，柴进给了他点金银，宋江又给了他10两银子，武松当时全部财产不超过35两，也就是70贯。可是武松听说，有七八个猎户死于老虎之口，而且还有一些猎户由于没有按期完成打死老虎的任务，被知县责罚，挨了好多板子，于是武松就提出，把1000贯全都分给那些挨了打的猎户，武松在金钱问题上是舍利取义。仁义啊！

　　水泊梁山这样一个农民乌托邦，是中国人在追求理想社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在水泊梁山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线索，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对理想社会的崇高追求。

　　上古的时候，中国人追求的是大同社会。后来到了乱世，就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代表，追求的是士大夫的乌托邦。陶渊明是个文人，在当时他无能为力，只能寻求逃避，以求一方平安。

　　而到了《水浒传》故事流传和成书的宋元明初那个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流通必定要求自由，而商人财富的积累、经商人员的增加，必定促进市民阶层的扩大。商人有钱了，他就希望能够跟官府平等啊，就希望民主啊，因此对自由、平等、民主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于是就出现了对理想社会的新追求，就是农民乌托邦。

　　这个农民乌托邦，具体来说就是水泊梁山。我们得注意，水泊梁山上面坐第一把交椅，第几把交椅，到第一百零八把交椅，这可不是谁任命的，这是推举的，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不容易啊！（全场笑）林冲火并王伦之后，晁盖等人要推举林冲坐第一把交椅，林冲死活不肯，最后勉强坐了第四把交椅。宋江上山以后，晁盖主动让贤，要让宋江坐第一把交椅，宋江坚决不干，仍然让晁盖坐第一把交椅。后来晁盖中箭受了重伤，他留下一句话，谁捉住射死我的那个人，就让他坐梁山泊主位。结果呢，卢俊义捉住了史文恭，宋江就要按晁盖的临终嘱咐办事。在梁山上坐第一把交椅不是皇帝，不能对其他人生杀予夺，不是说第三把交椅的人地位就比后来的要高，是什么级别，不是，大家以兄弟相称，是相对平等的。

　　所以看得出来，水泊梁山这样一个农民乌托邦，是中国人在追求理想社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在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被许多学者所认识到。

　　在这里就要讲到商品经济繁荣的作用。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到处都有过路客商，甚至在地处边塞的五台山下的小镇上，都有多种多样的店铺，河北山东交界的快活林光大客店就有百十处之多，可想而知当时商业的繁荣。

　　我们都知道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之一威尼斯，在《水浒传》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十三世纪，欧洲十几万人口的城市总共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威尼斯，还有一个是现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而当时中国十几万、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就有四十多个，中国经济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当时的欧洲。但是后来我们错失了一些机会，走了一些弯路，要不然中国可能早就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了。

　　古代农民运动可以分为造反、农民运动、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四个层次，是否属于好汉要作具体分析

　　《水浒传》写的是古代农民运动的故事，我们就需要考虑一下中国古代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为什么成功者寥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滥杀无辜，光是李逵的板斧下就有无数冤魂。所以鲁迅不止一次表示对李逵的憎恶。滥杀无辜必定四面受敌，怎么能不失败呢？

　　一谈到《水浒传》，大家都会想到逼上梁山，以为逼上梁山都是被腐败官府、黑暗势力逼的。其实，头领们被逼上梁山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就是被黑暗社会、腐败官府所逼迫上梁山的，以鲁智深、林冲、武松、杨志、宋江为代表，在一百零八将当中也就是一个零头，但是他们最值得人们同情。

　　第二种就是被自己所逼，上了梁山。因为自己犯了事，无处藏身，迫不得已只能上梁山。晁盖等8人就是突出的代表，十万贯生辰纲不是一个小数字，到哪去了？被晁盖等8人瓜分了。这哥儿几个，先富起来了。（全场笑）人人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干吗要起义啊，起什么义啊？晁盖可以继续当他的保正，管着两三千老百姓，他有半官方身份，吴用就不用再当“小学教授”了，（笑）连儿孙两辈的花销都够了。后来白胜被捕，招出同伙，官军追捕，当时晁盖问吴用怎么办，吴用说，咱们先到石碣村阮氏三兄弟那儿躲一躲，要是官兵追得紧了，咱们就索性上梁山入伙。听听，是入伙，不是起义。这十万贯生辰纲本来是不义之财，只不过是改变主人，性质没改变，仍然是不义之财。  

　　有朋友可能注意到，小说里面写到晁盖等人上梁山之后拿出来一些金银分给大家了，没写多少，咱们可以给它算出来。因为晁盖等人上山以后马上参加了一次抢劫活动，这次抢劫活动梁山的小喽啰们也参加了。抢劫了以后怎么分配呢？分配的结果是这么一个比例，晁盖、吴用等11个头领每人所得是梁山上七八百小喽啰们的70倍。晁盖这人还是比较好的，还不算太黑，谁黑啊？周通、李忠才黑呢，他们有一次抢劫之后，每人所得是小喽啰们的300倍到500倍，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在梁山聚义之前各个山头和梁山聚义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打劫过路客商和抢夺所得的分配比例大体上就在70倍到700倍之间。商品经济繁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是市民阶层扩大，必定会促使封建社会走向解体，因此打劫过路客商是一种犯罪行为，是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行为。何况打劫来的绝大部分都被他们据为己有。

　　第三种就是所谓的意气相投。刚才还打得你死我活、咬牙切齿，恨不得扒了你的皮，把你吃了，一会儿却结拜为兄弟了。像这种情况，人最多，最复杂，也最不合理，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会感觉很勉强。

　　第四种情况人不多，但是最为恶劣，那就是被梁山所逼而逼上梁山。以秦明为代表，梁山为了得到某一个人可以不择手段，特别是在秦明事件上极其恶劣。梁山为了得到秦明，派人化装成秦明的败军，把青州城外几百户老百姓，也就是说至少一两千人，全部杀光，而且用反间计，使慕容知府把秦明一家都杀掉。这种做法，即使按照旧道德都是极其卑劣的，尤其是这种为了达到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思维方式非常有害。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从这几十年来某些政治运动当中，以及现在个别地方搞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当中，还可以看到那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思维方式，只不过它们已经被“现代化”了。

　　所以，古代农民运动可以分成四个层次，造反、农民运动、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不一样的，究竟属于哪一种，究竟这个人是不是好汉，还是说他在这个时候是好汉，后来又变得不是好汉了，都要作具体分析。

　　不必排斥外国节日，但是要更加珍惜我们的传统节日，现在我们正面临着节日核心元素模糊、文化基因失落的危险

　　明天是圣诞节，今天是平安夜，我们不必排斥外国节日，但是我们要更加珍惜我们的传统节日。因为每一个传统节日经过几千年的流传，必定有一个核心元素和一些文化基因，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节日核心元素模糊、文化基因失落的危险。

　　不说别的，就说元宵节吧，《水浒传》里面多次写到元宵节。咱们现在的元宵节还剩什么了？咱们现在的元宵节就剩吃汤团了！上海叫汤圆，北京叫元宵。《水浒传》里面写到了京师汴梁，那时候就有100万人口，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写到了汴梁的元宵节，写到了大城市大名府的元宵节，还写到了一个小镇，只有2万人口的小镇清风镇的元宵节。那时候元宵节家家户户都做灯，尤其是商店，做灯还要赛灯，要做得新颖别致，要比别人的强。现在大红灯笼高高挂，天天挂着，长的全一个模样，全是孪生兄弟姐妹，一生就是好几百个，一条街上全长一个模样。（笑）那时候不是，那时候做灯大家要比赛，暗中较着劲。

　　做灯，张灯结彩，赏灯，小孩儿提灯上街玩，猜灯谜，猜灯谜还有奖，我小时候还赶上过，得奖中最大的奖就是奖励你一盏灯笼。而且，除了各家各户商店做灯以外，还有城市几个中心灯山，叫鳌山，还有纸龙什么的。清风镇的鳌山，就是土地庙外的鳌山就挂了几百盏灯。东京、大名府的鳌山，就更不用说了。大名府有个鳌山上的纸龙还能喷水，每一个鳞片上都挂着一盏灯。

　　从这我们已经看出来，在古代元宵节的核心元素是灯，根本不是汤圆。可以回忆回忆，我们读过的古代明清小说、看过的戏曲里面，谁见过元宵节大家坐在一起吃汤团，你一碗我一碗，再吃点再吃点，（全场笑）我从来没见过。可想而知，汤圆过去在元宵节中根本就没有地位，核心元素是灯。

　　除了看灯、赏灯以外，元宵节还有各种各样的杂耍和表演，宋江就是因为在看杂耍表演的时候被刘知寨的夫人认出来了，抓了起来。为什么宋江会被认出来，因为宋江太矮了。可能有朋友说了，宋江个子还矮？宋江身高六尺呢，都两米了！其实古代尺寸长度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用秦汉古尺，各朝各代都爱用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各朝都有自己规定的标准的尺，宋尺是相当于现在的30到31厘米，要按这个算，宋江个子就一米八以上了，可是小说写得很清楚，宋江个儿矮，所以用的尺应该是用秦汉古尺，宋江身高六尺，就是一米三八。（全场大笑）

　　总而言之，元宵节是非常热闹，做灯热闹，赏灯热闹，看表演热闹，能热闹好几天。家家做灯，体现了一种祥和、热烈的气氛，具有全民参与性、竞赛性、观赏性、多样性。我们现在失去的文化基因、文化元素，不仅仅失去的是某些形式，而是失去了一些文化精神。咱们有一句俗话，叫“正月里来闹元宵”，咱们现在的元宵还闹吗？还闹得起来吗？过去是在大街上闹元宵，现在呢，好，现在是在饭碗里闹元宵，饭碗里闹汤圆能闹出什么来？元宵节之前，大小商家老跟汤圆过不去，想尽各种办法包装，里面加各种高级东西，然后“十五”一过之后，拿去喂猪去。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传统节日核心元素模糊和文化基因的失落。

　　现在各地都在忙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不能一面忙着“申遗”，一面“遗遗”。谢谢！（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