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深远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文化传承。今天我们怎么读四大名著？四大名著赋予当今时代哪些文化意义？在昨日举办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三届文化讲坛上，著名学者马瑞芳、周思源、沈伯俊、钱文忠深情解读传统经典，共论“四大名著的中华文脉”。

　　■马瑞芳：《红楼梦》其实很好玩

　                      马瑞芳演讲。解放日报记者 王君武 摄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昨天带来的是经典《红楼梦》解读。
　　红学研究并无门槛，也没有标准，马瑞芳哭笑不得地介绍：“红学这个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可以听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奇谈怪论。比如说曹雪芹是18世纪中国的007，他和邦女郎共同刺杀了雍正皇帝，这种怪论100年前就有，100年后还会有，比如1986年我在哈尔滨听到纽约来的历史学家唐教授讲《红楼梦》不是好小说，没有主题，《红楼梦》没有主题为什么要研究？他说了两个字：好玩。为什么好玩？有趣就好玩，《红楼梦》这样一部小说充满了情趣，充满了谐趣，充满了一般小说所没有的那种雅趣。《红楼梦》确实是一部小说，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小说，它把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样式，诗词歌赋都吸纳进来了，把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建筑、园林等等，都利用起来给小说家讲故事服务，所以归根到底《红楼梦》是最好的小说，怎么看怎么好玩的小说，《红楼梦》是登峰造极的好玩。”
　　“我看《红楼梦》就想像好象是一对金凤凰在蓝天上飞翔，贾宝玉就是凤凰，至于林姑娘更是真正的凤凰，也就是我们古代传说的凤凰神鸟，林姑娘就住在有凤来仪的潇湘馆，就连潇湘馆的鹦鹉都会念诗，林姑娘体现的那是一种清洁的精神，咱们中国古代那么多有名有姓的确实存在的女诗人，有几个诗歌的影响能超过林黛玉？我看除了李清照恐怕就很难找了。”在马瑞芳看来，《红楼梦》的象征意味是带着诗意的。
　　然而多年的教学生涯，也给马瑞芳带来了许多新鲜启迪，其中包括对王熙凤的全新理解：“1980年我教了五个国家的留学生，跟他们讲到王熙凤，我拿起毛笔就在黑板上写了四字——‘蛇蝎美人’，下面有一个留学生就说，‘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我如果娶妻子就娶王熙凤这个样的’，这个有才能的欧洲青年喜欢王熙凤，那就是咱们的小品演的，‘王熙凤你太有才了’。”

　　■周思源：虎照事件，记者堪称好汉

　                       周思源演讲。解放日报记者 王君武摄

  　说起似近又远的文化记忆《水浒传》，著名水浒研究专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风趣地拿甚嚣尘上的“虎照事件”开起了涮：“这事情要是搁到水浒的那个年代，绝对没人争议真假，当时肯定是真的，我们还记得武松当时出了小酒店上景阳冈的时候，看到盖有知县大印的榜文有点害怕了，但是又怕被酒家耻笑，就硬着头皮上去。野生华南虎照片出来之后我们媒体记者都还勇往直前，个个堪称好汉。”周思源看来，整部《水浒传》充满了阳刚基因，“这在鲁智深身上尤为突出，惩恶扬善，疾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武松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绝不仅仅是他赤手空拳打死了老虎，还在于他对待金钱的态度，当时知县决定把悬赏的一千贯赏钱给武松，宋朝文官最高的宰相每月工资才三百贯，也就是150两银子，武松可不是个有钱人，武松当时全部财产不超过35两，可是武松听说有7、8个猎户死于老虎之口，而且还有一些猎户由于没有按期完成打死老虎的任务被知县责罚了好多棍子，于是武松马上提出把一千贯全都分给那些猎户，武松在金钱问题上是舍利取义。”
　　最近四大名著将被重拍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周思源作为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同时又是电影家协会的会员，怎么看待重拍四大名著这件事呢？他客观地分析道：“世界各国许多名著都曾经被多次重拍，比如说《哈姆雷特》、《悲惨世界》等等，有的被重拍过十余次，这种重拍是完全有必要的，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对四大名著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各方面的技术条件也更好了，所以重拍很正常，并且是一件好事。我只希望重拍的投资方、制作方一定要对四大名著怀有敬畏之心，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会沦为一种商业炒作去追求利润，庸俗化，低俗化就不可避免。在这儿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四大名著的改编最重要的是要让数以亿计的广大观众都满意，剧本是一剧之本，所以我希望投资方、制作方千万不要急于投拍，先把剧本搞好。”

　　■沈伯俊：《三国演义》关心天下大事

　                      沈伯俊演讲。解放日报记者 王君武摄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大学教授沈伯俊研究《三国演义》已经20多年了，研究得非常细致，也很好玩，“曹操和张飞是亲戚”，这个考证就是沈伯俊做的，不过他在这次讲坛上，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细节，还有历史大事的影响力。
　　在沈伯俊看来，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影响最大的要数《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总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是1000多个人物，除了我们熟悉的诸葛亮，刘、关、张等，即使一些过场人物，一些只出现一两次的人物我们往往也记住了，比如小说第八回出现的那位貂蝉，以至于成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文艺作品门类之广，数量之多可以说不仅是在所有的古代小说中是第一，大概也是所有的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稳居第一的，只说一点，所有的地方戏曲，所有的地方曲艺都有三国的作品。”
　　《三国演义》跟《水浒传》关系最亲近，但是和《水浒传》相比又不一样：“《水浒传》里面很多人物充满了英雄气概，“三国”人物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国事情怀，我们看三国不太关注日常生活家庭关系，比如曹操有几位夫人，他有多少儿子，我们知道孙权曾经向关羽求婚，但是不知道他有几个女儿。罗贯中关心的是天下大事社稷苍生，这就是《三国演义》的文化品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正是因为这样《三国演义》在中国人民当中产生了远远超出于它自身艺术水准的巨大影响——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向往安定太平的共同心理；向广大的民众普及了历史知识，影响了民众的历史观；《三国演义》还可以成为人生的启示录。”在沈伯俊看来，《三国演义》和它延伸的诸多文化现象不仅是广义三国文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成分，它不仅仅是一种久远的记忆，实际上还影响着当下的生活，流淌于世人的血脉之中，如果好好静下心来慢慢品读，体味，一定会获益匪浅。

　　■钱文忠：我就愿意当猪八戒

                        钱文忠演讲。解放日报记者 王君武设摄

  　作为为数不多的研究梵文专家，最后出场的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开场便有了压倒性的“胜利”：“无论是林妹妹，宝姐姐，总没有爱贾宝玉爱到想吃他的地步吧？鲁智深的兵器有多重？肯定也没有金箍棒重。三国少年英雄，谁也比不过哪吒。”
　　在钱文忠看来，《西游记》这部小说是魔幻小说，充分展现我们汉族文化中难得的想象力，“我们仔细想想这三个人当中最讨巧的是谁？是猪八戒，唐僧最喜欢的实际上是猪八戒，什么活也不用干，担子让沙和尚去挑，打架由孙悟空去打，猪八戒主要负责的是找点果子，吃饱了睡，唐僧永远非常体谅这个胖学生，只要猪八戒说什么，唐僧一般都信，这么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在小说里面很受我们的喜欢，也很受他师傅的喜欢。当有记者问我这师徒四人当中，你愿意当什么？我说当然是猪八戒，它反映了一种民族心态，内心非常羡慕这样的生活状态，很爽，不负责任，同时大家考虑一下，沙和尚什么重活都是他干，什么霉都是他倒，但是这个人在唐僧眼里基本没有。孙悟空当然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调皮捣蛋，有能力，但是不驯服，唐僧喜欢他吗？恐怕未必，如果大家非常平心静气地去读《西游记》，把唐僧和猪八戒的对话与唐僧和孙悟空的对话比较，会觉得唐僧并不喜欢孙悟空，但这个人能帮他忙，这个人能为他创造业绩，能帮他消灾，可这徒弟不好管，还是要有一套规章制度——‘紧箍咒”，念紧箍咒孙悟空就会头疼，这反映出我们民族非常复杂的一种对人生，对事业，对追求的心态。最理想的状态是希望有孙悟空的神功，但不要他的紧箍咒，希望有沙和尚的身体，但是不要有那副担子，希望有猪八戒的口福，但是不要他身上的赘肉。”
　　在钱文忠看来，《西游记》所带给大家的并不仅仅是哈哈一笑，《西游记》告诉世人的更多，而在四大名著当中更需要被进一步探讨，被进一步阐释的恰恰是本以为妇孺皆知、老少皆知的这部《西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