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维：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请教葛教授，文化该怎么流动？因为现在在文化发展方面，一个是强调对优秀文化的培育和建设，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强调培育文化的影响力。但文化的影响力有来自内核的东西，也有通过外力因素来造成强势文化，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注重培育文化的影响力，从市场的角度去开拓呢，还是从文化的优秀内涵来开拓？

　　第二个问题想请教宋院长。长三角是一个创新之地，三地在各自的发展方面创新性很强，但是在区域协作方面的创新不够。请教一下宋院长，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您对推进区域协作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

　　葛剑雄：一讨论文化，就比较复杂。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一般讲文化不管怎么定义，无非有三个方面，一个物质文明，一个精神文明，一个制度文明。在物质文明的交流方面一般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物质文明是可以比较的。今天有一种新的食品，它更营养更好吃，这是可以比较出来的。但是如果讲到精神方面，这就不同了，没有客观的标准。比如，我喜欢喝茶，你喜欢喝咖啡，究竟谁优谁劣，没有一个标准。制度上来看，除了物质和精神的层面以外，还有一个政治导向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交流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以前之所以不能交流或者怕交流，很大一种心态就是认为，通过这样的交流，自己本身的文化会失去保护。我记得念高中时，正是中苏大辩论，要我们高中生来讨论《九评》，讨论苏联的修正主义。现在一想很可笑，因为我们那时根本不了解苏联是什么情况，不了解世界是什么情况。

　　又比如说，我们讨论传统文化，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自己假设的背景下，而不是把传统文化真正放在一个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来讨论。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盲目性。我这样认为，真正开放以后，如果文化本身是有优势的，尽管它可能暂时会被某种假象掩盖，甚至在市场上会被一时挤垮，但是只要我们把它保存好，它的生命力就会慢慢发挥出来。

　　我自己是研究历史的，现在很多人说，你看你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不行了，《还珠格格》比你们强。（全场笑）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这属于不同的层面。那是一种历史的娱乐，你用历史的东西娱乐一下，这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能让一个人打了一天工，很辛苦，晚上回到家还要看《二十四史》、《十三经》。他们娱乐一下为什么不可以？但是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知道这不是真实的历史。

　　真正的文化，它是冲不垮的。但是政府的引导是有很大作用的。我们在座各位主流媒体的记者编辑、主流的学者，你们向什么方向引导，也是很起作用的。因为哪怕是完全应该发生的事情，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说雅文化和俗文化，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来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俗文化，很多不应该延续那么长时间，但是它延续的时间很长。而有些雅文化还没等到发挥作用，就灭绝了。因此，要控制住这个度。你要给它一个比较公正的竞争条件，比如国家通过各种基金、各种赞助，让一些本身应该得到发展的文化得到保护。否则不在一个平台上，的确不能进行公平竞争。但是这种文化最终能不能起到作用，还不是取决于政府、主流媒体的支持，而是要取决于文化自身。

　　这几年我们有一些偏向，一会儿偏这个，一会儿偏那个，你骂超女，他骂那个，一说就全都不好了，看不到其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反过来，一说好，就好得不得了，搞得到处都是秀场。说到文化产业，在商言商，既然是产业，当然要赚钱。但是文化产业背后是什么？谁支撑它？不是靠市场，而是应该靠文化本身。应该掌握好这样的比例。所以不要以为西方国家百分之百靠市场。百分之百靠市场的社会是没有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值得弘扬的文化，除了通过政府支持以外，还会通过基金会，甚至通过宗教来支持。

　　物质文明有标志，精神文明靠什么？很多就是靠信仰。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支撑，而我们现在往往因为缺少这种信仰，今天“超女”一来，明天“韩流”一来，我们就把握不住了。我觉得一方面要自由地竞争、交流，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构筑起一种民族、国家的群体信仰。（全场鼓掌）

　　从GDP的理念发展到GNP的理念，这一评价机制的改变，才能促进长三角的共同繁荣

　　宋林飞：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回上海都要带全国粮票，江苏粮票不能用。当年出国的时候，我要从江苏南京开车过来，开8个小时才到虹桥机场。而现在三地合作、交流比以前好多了。但是不足的地方也有，比如，现在一谈到长三角的经济，产业同构的问题就不能避免。产业同构可以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但也确实存在恶性竞争。恶性竞争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在体制、机制里面。从政治文化讲，如果都把本地的GDP看得很重，都追求本地政绩，就容易产生协作不够的问题。怎么办呢？我觉得应该改变一下评价机制，不要仅仅强调浙江人的经济、江苏人的经济、上海人的经济，要从GDP的理念发展到GNP的理念。评价机制改变以后，大家都把长三角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作为我们的评价机制，而不是局限在一个省、一个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