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飞发表演讲。解放日报记者 王君武摄

    宋林飞： 

    推进发展需要文化思维
　　

    嘉宾主持慎海雄：葛先生从解放前白俄的舞娘到现在文化交流中的弊端以及困惑，纵论上海的文化交流问题。确实引人思考。

　　宋林飞先生是江苏省社科院的院长，他也长期从事房地产研究。虽然现在有些地方的房价年年涨、月月涨、天天涨，可是宋院长执著地为调控房价而呐喊，所以我对宋院长是很崇敬的，因为价格越涨，他的斗志越高。最近听说他的有关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以我现在还没买房子，等到宋院长的调控建议出效果的时候，建议他先发一个短信给我。（全场笑）但是他今天不谈房价，谈文化。我们欢迎宋先生给我们演讲：《推进发展需要文化思维》。（全场鼓掌）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次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同志来南京邀请我参加文化讲坛，我马上就答应了，主要原因是近十年来我在全国“两会”上的一些发言和提案，《解放日报》曾多次登载，所以我也属于“老作者”了，在此要表示感谢。（全场笑）但是后来一想，觉得答应得有些草率，因为当年我第一次讲文化就没讲好。1987年我写了一本书叫《现代社会学》，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和王沪宁的《比较政治学》列为新学科丛书，在北京的红旗杂志社搞首发式。首发式上来了很多专家学者，当时周谷城老先生也来了，他在发言的时候说：“宋林飞写了一本社会分析学，我看了一下发现没有介绍我的‘文化定义’，下次他要补上。”20年过去了，周老先生的嘱咐我还没有完成，这次又跑到上海来讲文化。现在想想，我还是蛮有勇气的。（全场笑）

　　长三角的发展需要文化，需要优秀文化，需要个性的文化

　　今天我就谈文化思维。我想讲三个看法，第一是长三角需要文化，需要优秀文化，需要个性的文化。

　　小时候我听到一个故事：有人到一位老先生家去做客，老先生出于礼仪吩咐家人：“上茶！”那人第二次去的时候，老先生发现这个年轻人谈吐不俗，他很高兴，就吩咐家人：“上好茶！”那人第三次去的时候，老先生已经开始喜欢他了，觉得这个人很有才识，所以就吩咐家人：“上我的茶！”“上茶”、“上好茶”、“上我的茶”，这是三种礼遇。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类比一下：长三角的发展需要文化，需要优秀文化，需要个性的文化。个性文化是不能模仿的，所以就是一种创新文化。这样来看问题，我觉得应该说是一种文化思维。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在崛起之前，都有一段时间的文化繁衍。在中国历史上是这样，在当代，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推动，那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从思想深度和冲击力来看，应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次大讨论的初期，我带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到安徽农村调查，当地领导表示支持我们的调查，但他提了两个要求：“第一，你们师生来调查，不要反对我们搞包产到户。第二，你们系主任胡福明写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课。”你们看，他们的条件不是向我们要经济，要物质，要的是理论知识，就是要文化。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当今世界，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正越来越突出。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也要有进一步的提升，必须充分估计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战略地位，要考虑到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文化竞争力的核心作用。

　　我们面临的第二次现代化，是文化知识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

　　国外有许多学者认为，我们正在面临第二次现代化。开全国“两会”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中国科学院发给我们的关于第二次现代化的评估。这种理论认为，重视经济发展和物质进步是第一次现代化；重视文化知识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是第二次现代化。也就是说，第二次现代化是指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我曾到多伦多大学访问，又到过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很多国家，觉得他们新的建筑都不多。不像在我们这里，都是把城市的建筑物作为城市发展的标志。那么这几十年来，那些国家的发展体现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发展在于文化，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于金融向国外的扩张、服务业的外包等等。所以，它的精华其实在于物质后面文化动力的进步和发展。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们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怎么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怎么发展？以前我们认为城市缺乏规模效应，是“小马拉大车”，所以很多地方都主张搞大城市。但是做大相对容易，做强是比较难的，所以怎么做强，是现在很多大城市都在考虑的问题。

　　我最近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南京市鼓楼区，它位于南京的主城区。调查发现，因为很多大学都在这个区，它就充分利用科教资源，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发展成为这个区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它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南京市和江苏省的速度。这个城区找到了文化发展的动力，就克服了大城市城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后来我又到苏州的主城区沧浪区去调查。这个区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文化立区”。我们在世界经济史上看到的多是工业立国、出口导向、科教兴国，“文化立区”的提法是不多见的。

　　长三角要实现持续的率先发展，关键在于文化自觉

　　第二个看法是，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强文化动力。

　　有人说，长三角经济即将出现拐点。我不赞成这个看法。我认为，长三角经济快速发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是这里也有风险。其中的关键是发展模式的创新。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长三角地区首先出现了“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在江苏率先异军突起，这其中上海人作出了贡献，上海的一些退休工人和星期日工程师支持了苏南的乡镇企业；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温州模式”，个体私营经济在浙江遍地开花；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浦东模式”，外向型经济、总部经济在上海浦东闪亮登场，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源。

　　那么，现在长三角地区如何实现持续的率先发展？上海、江苏、浙江三地社科院联合编写了一本蓝皮书，去年轮到我主编，我就写道：可持续率先发展，就是长三角已经率先发展了，怎么把这个率先长期化？现在看来，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文化推动，尤其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叫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大家可能比较生疏一点，我在这里简单谈一下想法。当前文化自觉的重点是克服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弱点或者叫“弱文化”。在古代，苏浙出状元；在当代，苏浙沪地区的文化也相对发达，有很多亮点，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强调文化自觉，主张看看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是否要修正、改动。

　　长三角地区也有文化自觉的问题。所以，下面我斗胆对三个地区的文化发表一点议论，偏颇之处请大家批评。

　　现在上海正在建设国际大都市，我觉得它文化上的问题是需要克服所谓的“大上海文化”

　　上海文化被称为海派文化，这是一个褒义词，肯定了它对外开放的意义。现在上海正在建设国际大都市，我觉得它文化上的问题是需要克服所谓的“大上海文化”。我的家是从上海迁移到江苏南通去的，我小时候经常回上海，我一到舅妈家，舅妈就会说：“乡下外甥来哉。”看到我妈就是：“乡下姊妹来哉。”在当时的上海人看来，不要说是农村来的，就是周边城镇来的人都是“乡下人”。（全场笑）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上海都是龙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上，上海经济已经对江苏经济和浙江经济形成了很大的辐射拉动作用。主观上，上海人今后应该为江苏人、浙江人进一步作出榜样，胸襟更宽、思路更新，也就是说，要更有文化。

　　江苏文化中的求实与创新精神十分可贵，不仅使中国民族工业在这块热土上首先发育成长，还创造了胡锦涛、江泽民两任总书记青年时期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但是，江苏文化也有弱点，近年来这个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前不久，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爆发，是苏南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负面现象。太湖蓝藻水污染的恶化，不是某一届、某一地政府之过，也不是某一家企业造成的，大家都是有一定责任的。江苏人具有率先意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先发展后治理等观念的影响。

　　最近江苏省委、省政府多次开会，要在更深层次上寻找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存在的盲点和不足。省委书记李源潮说：我们欠了自然的债，必须还，必须快还。他要求铁腕治污。应该说在江苏经济发展几十年来，这一次是最突出强调的，这也是文化自觉的表现。

　　我曾经在胡锦涛总书记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彻底贯彻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培育发展长效机制，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但是真正要做到，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很多干部，都有成就冲动，没有成就动机的干部不是好干部，但是不能保证有成就动机的干部都能量力而行。

　　下面我说说浙江文化。具有敢闯、敢冒险的精神是浙江文化的优点。我在我国新疆伊犁、美国纽约、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很多城市都见到过温州人开的餐馆和商铺，温州人遍布世界，真是“无温不市”。好比以前江苏人说“无宜不教”，就是说没有宜兴的教授，大学是办不成的。温州人在国外看到我都很高兴，浙江人在外地都把我们江苏人看成老乡。

　　浙江文化中也有“弱文化”，例如经济伦理问题。在当前的世界市场上，不少国家对中国的低价产品的质量与品牌颇有微词，这已经成为我国进入WTO后国际贸易的新壁垒，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商界的高度关注。几年前，浙江、上海、江苏三家社科院在义乌联合召开了“市场经济诚信”的理论研讨会。这说明，诚信文化建设已经引起了长三角地区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我国搞市场经济搞了十多年，时间不长，还不成熟，我认为最不成熟的地方就是诚信不足。这不是一地的问题，这在长三角地区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上街买东西，标价是不是合理，标牌是不是真的，总是让人有些不放心。这种不信任的文化在我身上也根深蒂固，有一次我在纽约买东西，想给女儿买一条项链，我就问：“这个是不是真的？”美国营业员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老喜欢问是不是真的，（全场笑）在我们美国标价不能假，假的是要受严厉处罚的，我们用不着这样做。”

　　这就是我对三个地区文化的一点简单的思考。

　　当年中央决定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江苏省提出要“支持和主动呼应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江苏和浙江都提出了“接轨上海”的口号。要怎么接轨呢？我在上海也参加过讨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文化怎么接轨的问题。要加快发展长三角一体的文化观念，打破行政区划的概念，克服各种以行政区为区隔的地方主义文化。长三角一体化不只是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文化要素的交流与融合，要以文化一体化推进经济一体化。

　　“强政府、强市场”的基础在于“强文化”

　　第三，要寻找、培育新的发展模式。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有些文化因素可能促进经济发展，有些文化因素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单位文化、地区文化，其中都存在一定的文化壁垒阻碍文化要素的流动。突破单位与条条块块的局限，共同培育区域创新文化，是建立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

　　当今世界提倡合作创新、技术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其实目前合作创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我们已经进入了大科技时代，科技前沿的重大进展绝非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力量和资源所能实现。研究开发的社会化、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所以，过去我们三地的社科院之间走动没有这么频繁，三地的领导走动也没有这么频繁。现在大家都希望共同寻找好的区域经济发展途径。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向往“地球村”，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长三角村”的理念，同时把这种理念转化为以下的实践：组织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共享研发成果，提高区域的竞争力。

　　发展市场经济有人主张“强政府”，有人主张“弱政府”。如果是“强政府、弱市场”，当然要不得。有没有“强政府、强市场”？如果有的话，应该是肯定的。但依我看，首先需要的是“强文化”。陈云同志倡导领导干部要“踱方步”，多思考战略性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些领导干部忙于迎来送往，缺少读书和思考问题的时间，怎么增强文化？

　　创新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变“长三角制造”为“长三角创造”

　　现在发达国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应用文化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目前，我国经济仍然处在投资推动为主的发展阶段。长三角正在发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际上判断经济增长阶段的一个流行标准是：科技进步贡献率30％以下的是粗放型，30％到50％是准集约型，也就是半粗放半集约型，50％到70％是集约型，70％以上是高度集约型。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劣、经济发达的程度，其判断标准主要是看经济中科技等文化的含量。我最近测定了一下，到去年年底，江苏经济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50％以上，开始进入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都曾经创造过辉煌，引领过长三角以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开一时风气之先。但是由于这些模式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在不断变化，因此它们必须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趋同。所以我不太赞成当时说“苏南模式”好，“温州模式”有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江苏的乡镇企业改革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温州模式”成功了，“苏南模式”失败了。没有这回事，我觉得不要以一种模式来否定另外一种模式。

　　创新发展模式的关键，是进一步增加知识、科技、人才和文化含量，确立文化优势，提高文化竞争力。这三种模式发展的前途都是同一个道理———“长三角制造”要变成“长三角创造”，卖体力要变成卖智力，贴牌生产要更多地转变为专利生产。长三角要成为独有竞争力的世界大都市群，关键在于推进科技、观念等文化要素的原始创新。现在我们讲的“原创”都是讲技术，其实有利于制度创新的理论等都需要原创，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其中政府的责任是扩大公共文化的供应，引导与丰富民间文化。

　　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是长三角的代名词，这里不仅是享乐的“天堂”，更是创业的“天堂”。不仅有城市景观的文化积淀，而且要培育更多的文化资本，形成更多的文化纽带。我们共同的责任，是积极参与文化建设，造就一流的区域文化，推动长三角成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极、社会发展的实验室，以及最适宜人居的地方。

　　今天到这里第二次讲文化，恐怕又没讲好。（全场笑）谢谢大家！（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