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主持慎海雄（新华社上海分社总编辑、新华社长三角新闻采编中心主任）：

　　彰显文化追求，激扬文化力量。各位来宾，下午好！欢迎参加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新华社长三角新闻采编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文化讲坛“聚焦长三角”专场。本人是新手，除了主持过婚礼和联欢晚会之外，主持这样的讲坛，还是第一次。（全场笑）说得不好的地方，请大家给我鼓鼓掌！（全场笑，鼓掌）

　　今天的文化讲坛，是围绕长三角展开的。可以说，今年是个“长三角年”。今年5月，温家宝总理主持了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座谈会，对长三角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7月，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市长韩正率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到浙江、江苏考察，两省一市就长三角的协调发展达成了许多共识。据我所知，上海市今年还将承办四个大型会议，一个是两省一市党政主要领导参加的峰会，一个是两省一市常务副省长（副市长）参加的长三角协调座谈会，还有一个是长三角地区的16位市长参加的城市市长年度峰会，此外，上海市今年还将举办首届长三角发展国际研讨会。所以，今年的长三角可谓精彩纷呈。

　　关于促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近来有许多指示，讲得非常精彩，他说，“授人玫瑰，手有余香”，长三角的协调发展要互惠共赢；上海在贯彻中央关于长三角的协调发展的过程当中，要“认真贯彻、积极响应、主动自觉，做与本身地位相适应的事情”。这的确是高屋建瓴，大气谦和，开明睿智。

　　无疑，长三角是今天中国版图上耀眼的一串明珠，怎么形容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我在这里借用习近平书记的一个比喻，他说，长三角就像一棵大白菜里面的菜心，精华都在里面。我本人喜欢吃肉，我说长三角是咱们中国的里脊肉，非常鲜美。（全场笑）

　　审视长三角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也可以有不同的概括。第一，地理概念的长三角。大家都知道，长三角是长江和钱塘江入海口的一个扇形的冲积平原，地理概念是5万平方公里，现在已经把它拓展到10万平方公里。第二，经济概念的长三角。简要地说就是“1234”：用占全国约1％的国土面积，生产出20％以上的GDP、30％的进出口贸易和40％的实到外资。第三，都市群当中的长三角。长三角地区是由16个城市形成的城市带，专家称之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第四，文化意义的长三角。有人说长三角是吴文化、越文化，其实吴文化和越文化是不一样的，吴文化非常柔和，越文化比较激越，吴文化、越文化再加上上海文化，我觉得这就是长三角的文化。

　　我们今天就来纵论长三角的文化。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三角地区三位知名学者，共论“区域发展与文化动力”。他们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先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先生。有请三位嘉宾上台就座！（全场鼓掌）

　　（三位嘉宾演讲结束后）

　　慎海雄：刚才史教授对商帮文化存在的利弊作了比较深刻的剖析。我先给三位专家刚才的演讲作个小结。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葛先生用他的实证、用上海的过去证明了这点；一体化需要文化的推动，宋先生用长三角的现在说明了这一点；经济制度的选择需要文化作为支撑，史先生用土洋商帮的兴衰和发展说明了这一点。

　　下面进入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与嘉宾进行交流。

　　因为没有从传统村落里成长起来的地缘、血缘、亲缘关系，商帮文化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里是无法形成的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徐寿松：我想和史先生聊聊他说的“商帮”话题。中国的商业文化似乎总是离不开官的影子，一部商业文化史很可能就是一部官商文化史。您看胡雪岩，大家都知道他是富甲东南的大商人，但他同时又是红顶商人。江苏的盛宣怀也是一样，盛宣怀本人就是亦官亦商的。相比较而言，上海倒是有点例外。上海的商业文化中间，买办的色彩浓厚一些，尤其是在近现代。但不管是官的色彩还是买办的色彩，这些因素和现代商业所要求的契约精神和规则艺术都是相违背的，甚至相冲突的。现在在长三角地区，浙江的工商业草根的色彩浓厚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个巧合恰恰是浙江的工商业也相对弱一点。而江苏的苏商和上海的沪商仍然是官商色彩比较浓厚。想请教您的问题是，从文化的角度上说，长三角区域的工商业应该如何去面对自己的历史遗存？

　　史晋川：（笑）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由葛老师来回答。因为这要涉及到历史。我们先说上海。上海存在很多商帮，比如宁波帮、温州帮等，但上海本身是没有商帮的。为什么？因为葛老师刚才讲了，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不可能有从传统的村落里成长起来的地缘、血缘、亲缘关系，它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因此商帮文化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是没有办法形成的。

　　在浙江的温州和义乌，你就可以看到，温州的商帮是很厉害的，但是不太有人提起义乌帮。原来义乌人挑着货担卖糖的时候，还有人说义乌商人，但现在很少有人说义乌帮。因为义乌这个城市在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迅速成为了一个移民城市，在义乌当地活动的外地商人，包括已经住在那儿的外来定居者，已经超过了义乌本地人。

　　葛剑雄：阿拉伯人就好几千。

　　史晋川：对。在义乌经商的有好几万外国人，在义乌可以看到穆斯林盖的清真寺和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补习学校，几乎世界各国的菜肴、餐馆都能在那里找到。在这样一个社会是很难形成某一商帮的。

　　另外，在中国的“士农工商”排列中，“商”排在最后。从封建社会到辛亥革命，一直没有很完整的系统的法典来保护商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就会利用地缘、血缘、亲缘关系来从事他们的交易活动，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保障机制。各式各样的商会会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出现贸易纠纷之后的一种仲裁机构。

　　改革开放之初，为什么像温州商帮等这样的商帮会出现，那是因为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的法律是不保护这种商业活动的，商人们自己要拉帮结派，形成他们贸易中合约执行的机制。我不知道这样讲全不全，请葛老师帮我补充一下？（转向葛剑雄，笑）

　　要讲历史事实，要看有关的统计数字，而不要被一些表面很热闹的话所迷惑

　　葛剑雄：我刚才在听晋川演讲，我就想说，他的很多观点，我都赞成。因为这几年，有几次人家叫我讲徽商、晋商，讲商帮。我说，从我的研究角度，我认为徽商也好、晋商也好，还有什么其他“商”也好，以前获得成功其实很简单，第一靠商品，就是找到了最合适的商品。徽商、晋商发财不是靠其他，是靠盐，都是做盐生意发家的。第二靠市场，徽商做生意都不是在徽州做，否则早就亏本了，徽州人节约得不得了。他们是到长江三角洲来做，是到当时中国最富有最发达的地区做。晋商很多在北京。他们都不是在家乡做，他在乡下怎么做生意？所以是靠市场。

　　刚才晋川讲到三个“缘”，我们上海有学者还提出“五缘”，那就是加上一个“神缘”，大家拜同样的神，拜妈祖，拜关公，还有一个“物缘”，你卖房地产，我也卖这个。我一直不太看好这些“缘”。可以说在中国转型时期，这些“缘”都能够起作用，但到了中国走向法制健全的社会的时候，再讲这些“缘”，就倒退了。今天到你政府办事，因为我们是老乡，说这个是同乡乡缘。我是你的小舅子，这个是血缘。（全场笑）社会还怎么发展？没有一个发达社会是这样的。

　　至于说到上海的买办，买办就不太讲什么“缘”，买办是讲契约、讲法制的，这是有本质上区别的。你苏州的薛家是买办，他从来没有因为跟你薛家做生意，就跟什么张家李家那些不是买办的家族有什么不一样，他是讲法律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大多数跟谁都讲法律，没有因为我们有亲戚关系或者什么其他关系就两样了。他们恰恰就是晋川刚刚介绍的热那亚商人，而不是马格里布商人。

　　但是，我们现在往往拿一些还不成熟的片面的东西作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人说家族集团不好，也有人说家族集团很好，而真正成功的家族经济对自己接班人的挑选，绝不是因为简单的血缘关系，而是他真正有这个能力，或者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今天我们拿中国转型时期这一二十年或者最多三十年的经验来判断，还为时过早。不信你今后看着。

　　我的家乡浙江南浔镇，它的商人原来比不了徽商，但是到了近代却很明显，浙江的商人取代徽商，广东的商人取代徽商。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们家乡原来有一个富人，曾经给家里人定出几条规矩：第一条，要跟官方打交道，这个跟徽商一样；第二条，叫后人多读书，这也差不多；但有另一条是徽商所不具备的，那就是要跟外国人打交道。所以我家乡做丝生意的人，到了十六铺后，很快就跟洋人联系上，把丝推广到国外去了。我们小小的南浔镇的商会，你去看，还写着英文。他们甚至自己组团到纽约去。所以，很快就开展起了国际贸易。广东商人到上海，不仅仅是在广东人的范围里做生意，也把视野扩大了。但是徽商在上海的地位就大大不如他们，租界里面，徽州人的移民比例排在广东人后面，在华界才排广东人前面。

　　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对待历史的话，那么我想首先我们要讲历史事实，然后要看有关的统计数字，而不要被一些表面很热闹的话或者今天看得很愉快的话，甚至为后人所称道的话所迷惑。我是实话实说，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哪个商人的后代开一个研讨会或者举办一个论坛，我是不大敢去的，如果在那里讲，他会把我赶出来，还不如不去好了。（全场大笑，鼓掌）

　　现在在上海的浙商已经不是传统的浙江商帮了，他们已经融入上海

　　慎海雄：我想补充一下。我在浙江学习、工作了18年，离开浙江到上海也将近4年了。我在外地时参加的浙商活动比较多。我觉得要关注的一点就是，今日的浙商和历史上的徽商、晋商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实际上是联谊性质的组织。比如上海现在有5万多浙商，他们的经营范围互不涉猎，像正泰是搞电器的，中融是搞房地产的。每年的浙商大会，我都应邀到杭州参加，我看到，其实现在更多的是外地政府来拉浙商，来招商引资，会场外面像摆摊似的。在省内，浙商更多的是党委政府希望倡导的一种精神，所以我觉得，今日的浙商跟过去的商帮不一样，它是非常松散、没有任何契约的，不是非得一起干同样的事情。

　　但是有一点，温州有好多村落确实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温州有一个农业银行的个人贷款几乎没有坏账，那时候连房贷也做。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坏账？他说，如果我向这户人家发了贷款，他要是还不了，那么他肯定得把房子拍卖了，而且在这个村子里他待不下去，只能主动地离家走掉。这就是非常原始的，就像刚才讲的马格里布商人的特点非常浓。

　　葛剑雄：我们希望大家客观地、准确地来总结商帮的经验和教训，而不要一味拿一些古代的东西来说。现在有一个倾向，特别是影视剧里面，把商人吹得简直个个是雷锋。（全场大笑）这样会误导商帮文化，会影响像慎先生刚刚讲的这样好的态势。我们应该承认，比如说现在在上海的浙江商人，已经不是传统的浙江商帮了，他们已经融入上海。像有的浙商，他在上海提的口号就是“做新上海人”，这就是融入。（全场鼓掌）

　　要主动去接轨，不要等着人家来接轨，大上海要有低姿态

　　解放日报观点版编辑杨波：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慎海雄老师。我上个星期到杭州出差，碰到了一件小事情。我记得4年前长三角地区推出了“一卡通”计划，我到了杭州后乘出租车，上面也有一个跟上海一样的“一卡通”刷卡机。我上车后就问司机，我有上海的“一卡通”，是不是在这里也可以刷呢？司机说对不起，上海的“一卡通”不能用。我觉得奇怪，这个计划推出4年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推行？您能不能就此谈一下您的看法？

　　慎海雄：我简单地回答。上海的“一卡通”推得比较早，杭州的设备是这几年才搞起来的，所以还不能兼容。其实，不兼容的背后，说白了，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

　　让我们来算一笔大账。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拍板让西湖不收门票了，是损失了一块收入，但是大量游客纷至沓来，其他的效益上来了，每年会增加4亿多元的收入。

　　过去人们有一个顾虑，认为上海就像一桶水，周边的城市像一杯水。而上海老是说，你要跟我对接，你要跟我兼容。人家就想，你这么一大桶水，我只有一杯水，你这样一来，我这杯水不是完了么？所以习近平书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本人非常敬佩。他说，我们要主动去接轨，不要等着人家来接轨；予人方便也是于己方便。大上海要有低姿态。在“一卡通”的问题上，听说现在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今年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希望你下次到杭州的时候，能够使用上海的卡。（全场鼓掌）

　  打通三个行政区域之间的分割，不仅是书记、省长、市长之间的交流，还应该有文化的交流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咨询部主任张兆安：长三角的大文化有共性的地方，小文化是有区别的。从宏观上讲，地域文化是有差异的，假如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三地人的特点也是有区别的。我的问题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种差异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的竞争与合作的格局，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求教于宋院长。

　　宋林飞：以前我们谈长三角地区文化的时候比较重视差异，现在我们看到的趋同的地方比较多。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经济要素流动得更频繁，文化的发展却有些滞后，但是目前经济的发展正在拉动文化的交流和教育，人们的观念正在慢慢地趋同。比如苏南模式，以前拿这个模式来反对温州模式，后来又拿温州模式来贬低苏南模式。现在看看，你说苏南模式搞乡镇企业，有没有搞个体经济呢？个体发达得很。当时说温州那边没有外向型经济，但是现在他们也在不断地引入外资。从文化到经济，现在趋同的一面多，这是好的现象。

　　另外，也有差异的一面，这个差异是个性的文化。凡是优点，应该保留下去，发扬光大，但是影响经济要素流动的，就要杜绝。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在个别地方，就存在指定用本地产品的现象。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在国际上体现为农业保护主义，影响国际农业的发展。在长三角地区，这种现象不明显，但也有类似情况。这种地方区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化，很容易强调本地区的GDP。文化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在影响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们应该建构一些共同的东西，求同存异，建设一些共同的区域文化，同时要不断创造一些新的共同文化。

　　凭我们学者的个人力量很有限，《解放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能够倡导这一点，像张兆安老师在政府部门工作，政府也能做很多事情，主要是从制度文化的改变上。打通三个行政区域之间的分割，不仅是书记、省长、市长之间的交流，学者层面也应该交流，使文化能够共同发展，这样有利于长三角的经济一体化，使长三角共同繁荣。（全场鼓掌）

　　文化最终能不能起到作用，不是取决于政府、主流媒体的支持，而是取决于文化自身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维：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请教葛教授，文化该怎么流动？因为现在在文化发展方面，一个是强调对优秀文化的培育和建设，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强调培育文化的影响力。但文化的影响力有来自内核的东西，也有通过外力因素来造成强势文化，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注重培育文化的影响力，从市场的角度去开拓呢，还是从文化的优秀内涵来开拓？

　　第二个问题想请教宋院长。长三角是一个创新之地，三地在各自的发展方面创新性很强，但是在区域协作方面的创新不够。请教一下宋院长，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您对推进区域协作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

　　葛剑雄：一讨论文化，就比较复杂。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一般讲文化不管怎么定义，无非有三个方面，一个物质文明，一个精神文明，一个制度文明。在物质文明的交流方面一般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物质文明是可以比较的。今天有一种新的食品，它更营养更好吃，这是可以比较出来的。但是如果讲到精神方面，这就不同了，没有客观的标准。比如，我喜欢喝茶，你喜欢喝咖啡，究竟谁优谁劣，没有一个标准。制度上来看，除了物质和精神的层面以外，还有一个政治导向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交流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以前之所以不能交流或者怕交流，很大一种心态就是认为，通过这样的交流，自己本身的文化会失去保护。我记得念高中时，正是中苏大辩论，要我们高中生来讨论《九评》，讨论苏联的修正主义。现在一想很可笑，因为我们那时根本不了解苏联是什么情况，不了解世界是什么情况。

　　又比如说，我们讨论传统文化，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自己假设的背景下，而不是把传统文化真正放在一个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来讨论。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盲目性。我这样认为，真正开放以后，如果文化本身是有优势的，尽管它可能暂时会被某种假象掩盖，甚至在市场上会被一时挤垮，但是只要我们把它保存好，它的生命力就会慢慢发挥出来。

　　我自己是研究历史的，现在很多人说，你看你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不行了，《还珠格格》比你们强。（全场笑）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这属于不同的层面。那是一种历史的娱乐，你用历史的东西娱乐一下，这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能让一个人打了一天工，很辛苦，晚上回到家还要看《二十四史》、《十三经》。他们娱乐一下为什么不可以？但是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知道这不是真实的历史。

　　真正的文化，它是冲不垮的。但是政府的引导是有很大作用的。我们在座各位主流媒体的记者编辑、主流的学者，你们向什么方向引导，也是很起作用的。因为哪怕是完全应该发生的事情，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说雅文化和俗文化，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来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俗文化，很多不应该延续那么长时间，但是它延续的时间很长。而有些雅文化还没等到发挥作用，就灭绝了。因此，要控制住这个度。你要给它一个比较公正的竞争条件，比如国家通过各种基金、各种赞助，让一些本身应该得到发展的文化得到保护。否则不在一个平台上，的确不能进行公平竞争。但是这种文化最终能不能起到作用，还不是取决于政府、主流媒体的支持，而是要取决于文化自身。

　　这几年我们有一些偏向，一会儿偏这个，一会儿偏那个，你骂超女，他骂那个，一说就全都不好了，看不到其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反过来，一说好，就好得不得了，搞得到处都是秀场。说到文化产业，在商言商，既然是产业，当然要赚钱。但是文化产业背后是什么？谁支撑它？不是靠市场，而是应该靠文化本身。应该掌握好这样的比例。所以不要以为西方国家百分之百靠市场。百分之百靠市场的社会是没有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值得弘扬的文化，除了通过政府支持以外，还会通过基金会，甚至通过宗教来支持。

　　物质文明有标志，精神文明靠什么？很多就是靠信仰。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支撑，而我们现在往往因为缺少这种信仰，今天“超女”一来，明天“韩流”一来，我们就把握不住了。我觉得一方面要自由地竞争、交流，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构筑起一种民族、国家的群体信仰。（全场鼓掌）

　　从GDP的理念发展到GNP的理念，这一评价机制的改变，才能促进长三角的共同繁荣

　　宋林飞：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回上海都要带全国粮票，江苏粮票不能用。当年出国的时候，我要从江苏南京开车过来，开8个小时才到虹桥机场。而现在三地合作、交流比以前好多了。但是不足的地方也有，比如，现在一谈到长三角的经济，产业同构的问题就不能避免。产业同构可以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但也确实存在恶性竞争。恶性竞争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在体制、机制里面。从政治文化讲，如果都把本地的GDP看得很重，都追求本地政绩，就容易产生协作不够的问题。怎么办呢？我觉得应该改变一下评价机制，不要仅仅强调浙江人的经济、江苏人的经济、上海人的经济，要从GDP的理念发展到GNP的理念。评价机制改变以后，大家都把长三角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作为我们的评价机制，而不是局限在一个省、一个市。

　　不要把爱家乡、爱祖国，都局限在本区域一时的成就上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张代蕾：我想请问宋院长一个问题。您提到了地区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长三角文化中的农耕文化是以水为根本的，讲究天人合一，但是现在工业文化的发展又可以概括为“人定胜天”。长三角地区的水危机似乎证明了农业文化逐渐被工业文化打败，逐渐消亡。宋院长能不能从文化思维的方面来谈谈，我们是否可以找出一条道路，让传统的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和谐均衡地发展，而不是让两种文化非得处于你死我活的状态？

　　宋林飞：在英国工业化初期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档案里面找到当时的情况。英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泰晤士河污染到发出恶臭味。议会大厦就在泰晤士河边，议会开会的时候都要把窗户关起来，因为那气味实在太难闻。但夏天又很热，要开窗户，就用厚厚的窗帘挡着，而且窗帘还得用漂白粉先漂了，这样闻到的就是漂白粉的味，不是臭味。恩格斯在他的《乌培河谷来信》里说到，他家乡的乌培河水已经被染成了红色，他非常痛心。他说，河流被污染，但是大河边的资本家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

　　污染的问题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尽量地减小这个代价。

　　我们平时谈文化思维少。有一次，新华社记者来采访我时说，你们苏南有些干部谈经济头头是道，但是谈文化发展说不上几句。我就这个问题也专门与我们的领导说过。我们有个性文化，有地方文化，文化上存在差异是可以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方针，来推动整个长三角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爱家乡、爱国家的表现。不要把爱家乡、爱祖国都局限在本区域一时的成就上。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我们的环境就保护得好。

　　另外对水污染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污染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人把它污染的，大家都有责任。他称之为“社会谋杀”。对于水污染，现在应该大家一起去参与，去治理。这次污染对江苏的干部教训非常深刻。接下来举行的江苏省领导干部学习班的主题就是，在科学发展观当中要发现哪些是盲点、弱点，哪些方面落实贯彻得不足。（全场鼓掌）

　　文化的作用，就是在制度安排出现矛盾时起到平衡的作用

　　解放日报国内部记者张斌：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史晋川先生。我记得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说过，欧洲一体化是从一个文化的欧洲开始。我想长三角区域的发展也是这样，有很多文化上的门户之见是需要破除的，您觉得有哪些方面？

　　史晋川：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我个人觉得文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演讲里观点很明确，文化是人们形成共识非常重要的决定力量，而这种共识会决定人们在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制度或者所需要的制度安排等整个一套机制。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有效的制度出来之后，会对经济绩效起到很大作用。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单方面的过程，从文化到政治、到制度的绩效，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说经济的绩效、经济的层次或者发展的水平差异非常大的话，即使文化层面有一定的统一安排制度，但这种制度本身安排的时候也不完全取决于文化。一个制度出来会有有利的一面，也会有不利的一面，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们对制度安排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的平衡。如果平衡不好，就有矛盾。平衡得好，这个制度就可以安排出来。文化的作用，就在于在平衡的时候具有一种很大的作用，能够帮助制度安排时作成本利益的平衡。

　　对长三角来说，为什么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坦率地说，长三角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以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说，狭义的长三角是一个比较匀致的经济体。而且这个联系一直是以上海为中心，以浙江和江苏为两翼。

　　葛剑雄：以前差别没有那么大。

　　史晋川：我同意葛老师的说法。差别的产生与计划经济年代的做法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没有计划经济那30年，以及后来体制惯性的阻碍，如果是让市场经济自己发展的话，经济的匀致性到目前为止会是很不错的。当然，总体来说，与全国其他地区比，现在长三角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从历史上人员的交流来说，文化共性的成分也是比较大的。（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