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发表演讲。解放日报记者王君武摄
葛剑雄：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
嘉宾主持慎海雄：在请葛剑雄先生演讲之前，我先讲个小故事。我们新华社上海分社有一位女记者叫张建松，很能干，最近，国家极地办来个通知，邀请她参加第24次南极考察。在考察行前，我们商量，能不能到上海动物园去看一下极地动物在上海的生存状况。她就去了，看到了南极的帝企鹅、海豹。她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南极的帝企鹅到上海生活，已经是第三代“移民”了，这么热的天，它们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还能闲庭信步，待在空调房里反而会生病。（全场笑）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其实一方水土也养一方“鹅”。（全场大笑）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变了，而且慢慢地固化了，变得非常适应上海的高温天气。
今天葛剑雄先生演讲的题目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大家欢迎！（全场鼓掌）
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讲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
刚才听了主持人的话，我感到很亲切。他讲的是企鹅的流动，我下面要讲的是人的流动。今年是我移民上海50周年纪念，（全场笑，鼓掌）我本人祖籍和出生地都是浙江，到小学6年级才到上海来，50年了。主持人还讲到，他们的一位记者要到南极去，这对我来讲也很亲切。现在是第几期了？（转向慎海雄问道）
慎海雄：24期。
我参加的是第17期南极考察队。当然到南极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不是正规的流动，我今天要讲的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
我觉得海派文化也不过是上海众多文化中的一部分，如果认为上海的文化都已是海派文化，那是一种误解
我想以上海文化为主来讲这个问题。我不用海派文化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海派文化，即使大家对它的评价一致，它也不过是上海众多文化中的一部分，因为上海以前的流动太快，所以还有相当一部分文化没有融入或者被改造为海派文化。如果认为上海的文化都已是海派文化，那是一种误解。今天恐怕也是这样，很难说今天有哪一种文化已经完全有上海特色，并且具有排他性，而且我相信永远也不会有。对于一个活跃的城市、一个经常处于交流状态的城市而言，它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化。
那么，上海历史上的文化状况如何？现在有两种极端的说法。一种是西方冠以的，说上海是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东方大都市、国际大都市。其实从小渔村变成大都市之前，上海的发展已经经过了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另一种说法是这些年才有的，说即使西方不来上海开租界，上海也会发展成今天的样子，我想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上海之所以能够在文化上具有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少有的优势，应该承认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租界，一个是移民。尽管租界产生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它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的，并且是中国人的耻辱，但它客观上为一种新文化的产生、为一个新的国际大都市的诞生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化基础。但是有了这个基础之后，真正的文化创造靠什么？还是靠上海的人，其中就包含了人的互动交流，不断的交流。
1843年开埠以前的上海，客观地讲，它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处于中等水平。尽管它所在的地区是江苏省的松江府，这是中国最近一千年来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最先进的地区，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上海县在松江府中不过处于中等地位，无论是它的文化底蕴，还是它当时的文化状况，都抵不上松江府的华亭县，抵不上青浦，甚至抵不上嘉定。跟其他城市，比如苏州、杭州、扬州、嘉兴、常州这些地方相比，上海不过是一个县城，显不出多少优势来。但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到上世纪初期，国内外公认上海已经具备了文化方面的某种优势。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租界以外，靠什么呢？应该讲就是靠人口的流动。在上海刚开埠的时候，整个县的人口仅仅50万多一点，但是它的发展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到1900年的时候，上海的人口突破100万；1915年的时候，人口突破200万；1929年的时候，人口达到300万；1942年的时候，人口已经接近400万；到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人口是550万，加上流动人口号称600万。这样的速度，在国际上是少有先例的。我比较过伦敦，伦敦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也非常快，但是在人口增长方面，无论是从速度，还是从外来人口的比例来讲，都没有上海那么快、那么高。上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外来的移民占到总人口的80%，而且这些人多数是以定居为目的。
这里顺便讲一讲，从文化交流上讲，流动人口也可以起作用，但是作用最大的，是由对本地产生归属感的移民所起到的。在座各位当中，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你们大概也是属于移民，对吗？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你在上海还是处于一种念书，或者流动的状态下，跟你现在有一定的归属感相比较，应该承认，无论是主观上对文化的认同，还是有意识对本地文化的一种改造，都要比你在流动状态下强得多。
来自各地的高素质外来人口，使上海的文化吸收了营养，也使这些差异很大的文化在上海汇集、交流
上海的文化交流靠什么？就靠大批外来人口。这批人又是素质比较高的。为什么？上海主要的移民来自浙江和江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又来自长江三角洲，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浙西，现在叫浙江南部，还有江苏南部。这些地方是从公元10世纪以来，也就是说从五代到北宋初年开始，已经在经济、文化方面处于先进地位的地方，并且久盛不衰。所以上海流动人口来源的地方本身就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相对而言，这些移民的素质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人尽管不是来自发达地区，但是能够在上海生存下去，是因为有他们的特长。所以，上海移民本身素质高，传播文化的能力就强。
另一方面呢，它是多元的。比如说，除了江苏、浙江以外，还有一批很重要的移民来自广东。我们知道，清朝在五口通商以前，唯一开放的口岸就是广州，广州早就积累了一批涉外人才。上海在刚开埠的时候，涉外人才十之八九来自广州。从一般的Boy（服务员）到打字员，到洋行的Compardor，就是买办，都清一色是广州人，以后才慢慢增加了苏州人、宁波人、本地人。广东移民在上海也有很多优势，比如南京东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全是广东人开的。
又比如来到上海的安徽移民，我们以前知道有很多徽商，尽管徽商到了上海以后风光不再，但是他们在上海的商业中，特别是在华界的商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上海移民中的湖北人，因为当年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在铁路、机器制造、开采矿产方面，湖北有一批人才，在上海办洋务、造铁路、搞机器生产的时候，他们就发挥作用了。
这样看来，跟天津等其他移民城市相比，上海的国内移民是最多元的。
几乎在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当中没人移居上海，没有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当中没人移居上海。这就使上海的文化吸收了各方面的营养，也使这样一些差异很大的文化在上海汇集起来，进行交流。
上海的文化交流不仅存在于国内，还来自于国际；上海的文化不仅是现代化的，也融入了传统与现代的交流
这样的特点还反映在中外的交流上。
上海刚开埠的时候，只有26个外国人。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期，上海外侨的高峰达到15万人，这15万人还不包括流动人口，是经登记的、在上海常住的侨民。当然，一开始是因为有英租界、法租界，以后有了美国租界，美国租界和英国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当然比较多，其中有几支外国人群体起的作用显然更大。
一支是犹太人。我们知道，沙逊、哈同、嘉道理家族中，很多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上海这样一个新兴发展起来的工商业、服务型的国际大都市中，如鱼得水。讲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个话是西方人说出来的。“冒险家的乐园”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当然包括有些人利用非法的手段获取财富，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人到上海，他们承担了风险并且也获得了成功，所以才成为乐园。包括后来在欧洲，法西斯驱逐犹太人以后，很多犹太人把上海视为他们的乐土，因为当时他们在欧洲、在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被驱逐，但是在上海，他们可以自由地登陆，非常容易地定居，所以在上海，犹太文化曾经起过比较大的作用。
另外一支就是白俄。俄国革命以后，被驱逐出境的那些俄国的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到了上海。他们对西方文化与上海文化的交流，比如在音乐、绘画、舞蹈、语言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很多在上海学习西方文化的人，就是跟着这些白俄知识分子学的，在上海一些主要的艺术社团里，白俄移民都起了作用。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日本人。很多人误以为日本在上海是有租界的，其实日本是没有租界的，日本人主要就是聚集在公共租界，也就是今天虹口那一带。但是日本人在上海的活动，在文化上对上海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这其中，有的是正常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中国有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很多社会学词汇，有很多是通过上海从日本传过来的。有些日本教科书，通过上海的一些机构，将影响力扩大到全国，而被我们所采用。
但另一方面，日本也利用上海在文化上进行渗透，进行他们的活动。我们知道，日本通过上海做了大量调查，掌握了中国很多方面的资料，也通过上海购买了湖州大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把那里的珍贵文化典籍统统拿走。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人在上海也购买了不少日本的珍贵典籍。可以看出，上海的文化交流，不仅在国内，也有来自国际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讲了。
所以当时上海的文化交流，可以说一种是地域性的。比如上海跟苏浙等地的移民的交流，以及跟流动人口的交流，这是一类。这方面的成果很多，有些已经远远超出了交流的范围，得到了新的提高。比如我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上海人都了解的例子———越剧。越剧发源于浙江的嵊州，当时叫嵊县，但是它原来在浙江的时候，只是演演草台戏，层次比较低，叫“的笃班”。它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剧种，是在上海。在上海通过知识分子的介入，帮助其总结、提高，以及利用上海这样的舞台，使它演到全国。我们也知道，很多来源于上海之外的文化名人，他们刚到上海时还不是什么名人，是通过上海这个特殊舞台的交流使他成名的。这种例子非常多。
还有一部分交流，就是刚才讲到的中西之间的交流，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第三个层次就是传统和现代的交流。我们提到这个问题时，有人觉得不理解，上海既然是这样一个现代大都会，它的传统体现在哪里呢？因为，传统文化的拥有者，他们也会到上海来。这样，上海在近代这段时期内，就发生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交流。它的结果，我认为是相当积极的。
人口应该有进有出，交流不应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当时的上海，由于处在这样的交流中，它的人口绝不是只进不出。比如说，上海在迁移的高峰时候，每年迁入人口大概在50万左右，但是每年迁出多少呢？上世纪30年代，有好几年迁出的人口在45万以上。也就是说，上海的人口尽管增长，但是曾经有进有出，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要集中到上海来。
我举一个大学的例子，当时在上海周围地区的几所大学，应该说都是各有千秋，比如苏州的东吴大学是当时中国法学水平最高的学府之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几位大法官、法学界的泰斗人物，几乎都是东吴大学出来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上海重要，而都迁居到上海来。
又比如复旦大学1980年的时候拥有10位科学院院士，但这10位院士中有8位是原来浙江大学的。1980年，浙江大学的院士有40多位，但并没有因为上海强大，这些人才就都非要来上海不可。还比如说以前的无锡国专，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很多研究国学的大师级人物都是在那里主讲或在那里受过训练的。
而上海的一些大学呢，复旦大学开始是私立的，后来变成国立，它当时比较见长的是新闻学、心理学，还有农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工程学出名；同济的医科、土木工程学出名。这样的话，相互之间交流的结果是互补的、互相促进的。当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人是在上海念的大学，然后到江苏去做小学教师，再到浙江去办一所中学，然后又回到上海，是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的交流过程。这样的交流对双方都是互利的，在这个过程中，江苏、浙江的文化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前几年，我让我的学生去做社会调查，他们发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不少小镇以前都曾经有过好几种报纸和杂志，这些办报的设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很多都是从上海学的。
但是非常遗憾，1950年以后，这样的交流逐步停止了。从人口上看，1950年到1957年，上海净迁入49万人。但对比一下上海迁出人口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上海那个时候主要是在进行文化和人才的输出。
比如以前上海的文化人中，很多重要人物都到北京去了。还有一部分去支援各地建设，包括支援东北、支援西北。解放以后，又有参军、参干，比如福建有很多老干部，包括新闻界里，很多原来都是复旦新闻系的，有些还没毕业就跟着解放军南下参军、参干了。还有一批人，从1945年以后一直到1949年，陆续迁往台湾。在1953年以前，还有大批人移民到了香港。有个笑话说，有一次香港高官在一起开会，大家互相看了看就说，我们既不讲英语，也不讲广东话，我们干脆讲上海话算了。为什么呢？你们看，董建华、范徐丽泰、吴光正这些人，尽管他们并不都是上海人，但是都曾经在上海生活过，都会讲上海话。
而上海净迁入49万人，主要是退伍军人、南下干部，以及投亲靠友、到上海来求职的人。客观地讲，迁出的人群与迁入的人群，在文化上对上海来讲，不是一种正常的补充。
1958年到1965年，上海净迁出83万人，这些人主要是支援大小三线的。根据1980年的统计，上海支援三线，我看到的数据是2000亿元人民币，这是物资。人才就更多了，有很多是整厂迁移，其中又以技术工程人员、熟练工人为多。1966年到1976年，当时以上山下乡为主，还包括一部分继续内迁的，上海总共迁出90万人。
那些年里，人才的交流越来越困难。我们还记忆犹新，当时有谁要调到外地，或者从外地调进来，一般都要找到对象进行“两调”。从1958年国家制订法律不得随便迁入城市开始，体制以外的流动都停止了。
行政区划、单位所有、有进无出，是阻碍文化交流的三个主要因素
这种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改变？当然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今天，一方面资讯发达，另外一方面交通越来越便利，前天我坐动车组，从上海到杭州也只要75分钟。从长江三角洲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到上海来，比起当年陈云同志从他的青浦老家到商务印书馆上班，都要方便得多。（全场笑）
但是与此同时，阻碍文化交流的因素依然存在，首先是行政区划。以前上海如果要做什么事，比如当年南京梅山钢铁厂要划归上海，那里就要通用上海粮票、上海户口，就只能用行政区划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自由交流很难实现。
第二个因素，就是单位所有。我曾经跟史晋川先生讲，你就是复旦的人才交流到了浙大。而现在的交流呢，要么我们想把他们的人才“挖”过来，要么他们想把我们的人才“挖”过去。如果不“挖”，正常的人才交流还能不能进行？还有，现在这种交流，我们往往认为人才归了你，我这里就削弱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通过交流，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样，让双方互补互利呢？
第三个因素就是，现在往往是有进无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这几年，上海敞开大门欢迎人才进来，但是出去了多少人？如果一个人才在上海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他会不会出去？现在看来，很少。还有，上海的文化假如说真的要影响国内其他地方，或者世界其他地方，人才不走出去，不去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行吗？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
正因为这样我才愿意，也希望用这个观点跟各位交流，那就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上海人、上海的文化进入到一个与江苏、浙江，与全国、全世界更加密切交流的时代。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宋林飞发表演讲。解放日报记者 王君武摄
宋林飞：
推进发展需要文化思维
嘉宾主持慎海雄：葛先生从解放前白俄的舞娘到现在文化交流中的弊端以及困惑，纵论上海的文化交流问题。确实引人思考。
宋林飞先生是江苏省社科院的院长，他也长期从事房地产研究。虽然现在有些地方的房价年年涨、月月涨、天天涨，可是宋院长执著地为调控房价而呐喊，所以我对宋院长是很崇敬的，因为价格越涨，他的斗志越高。最近听说他的有关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以我现在还没买房子，等到宋院长的调控建议出效果的时候，建议他先发一个短信给我。（全场笑）但是他今天不谈房价，谈文化。我们欢迎宋先生给我们演讲：《推进发展需要文化思维》。（全场鼓掌）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次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同志来南京邀请我参加文化讲坛，我马上就答应了，主要原因是近十年来我在全国“两会”上的一些发言和提案，《解放日报》曾多次登载，所以我也属于“老作者”了，在此要表示感谢。（全场笑）但是后来一想，觉得答应得有些草率，因为当年我第一次讲文化就没讲好。1987年我写了一本书叫《现代社会学》，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和王沪宁的《比较政治学》列为新学科丛书，在北京的红旗杂志社搞首发式。首发式上来了很多专家学者，当时周谷城老先生也来了，他在发言的时候说：“宋林飞写了一本社会分析学，我看了一下发现没有介绍我的‘文化定义’，下次他要补上。”20年过去了，周老先生的嘱咐我还没有完成，这次又跑到上海来讲文化。现在想想，我还是蛮有勇气的。（全场笑）
长三角的发展需要文化，需要优秀文化，需要个性的文化
今天我就谈文化思维。我想讲三个看法，第一是长三角需要文化，需要优秀文化，需要个性的文化。
小时候我听到一个故事：有人到一位老先生家去做客，老先生出于礼仪吩咐家人：“上茶！”那人第二次去的时候，老先生发现这个年轻人谈吐不俗，他很高兴，就吩咐家人：“上好茶！”那人第三次去的时候，老先生已经开始喜欢他了，觉得这个人很有才识，所以就吩咐家人：“上我的茶！”“上茶”、“上好茶”、“上我的茶”，这是三种礼遇。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类比一下：长三角的发展需要文化，需要优秀文化，需要个性的文化。个性文化是不能模仿的，所以就是一种创新文化。这样来看问题，我觉得应该说是一种文化思维。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在崛起之前，都有一段时间的文化繁衍。在中国历史上是这样，在当代，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推动，那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从思想深度和冲击力来看，应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次大讨论的初期，我带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到安徽农村调查，当地领导表示支持我们的调查，但他提了两个要求：“第一，你们师生来调查，不要反对我们搞包产到户。第二，你们系主任胡福明写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课。”你们看，他们的条件不是向我们要经济，要物质，要的是理论知识，就是要文化。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当今世界，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正越来越突出。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也要有进一步的提升，必须充分估计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战略地位，要考虑到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文化竞争力的核心作用。
我们面临的第二次现代化，是文化知识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
国外有许多学者认为，我们正在面临第二次现代化。开全国“两会”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中国科学院发给我们的关于第二次现代化的评估。这种理论认为，重视经济发展和物质进步是第一次现代化；重视文化知识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是第二次现代化。也就是说，第二次现代化是指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我曾到多伦多大学访问，又到过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很多国家，觉得他们新的建筑都不多。不像在我们这里，都是把城市的建筑物作为城市发展的标志。那么这几十年来，那些国家的发展体现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发展在于文化，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于金融向国外的扩张、服务业的外包等等。所以，它的精华其实在于物质后面文化动力的进步和发展。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们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怎么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怎么发展？以前我们认为城市缺乏规模效应，是“小马拉大车”，所以很多地方都主张搞大城市。但是做大相对容易，做强是比较难的，所以怎么做强，是现在很多大城市都在考虑的问题。
我最近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南京市鼓楼区，它位于南京的主城区。调查发现，因为很多大学都在这个区，它就充分利用科教资源，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发展成为这个区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它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南京市和江苏省的速度。这个城区找到了文化发展的动力，就克服了大城市城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后来我又到苏州的主城区沧浪区去调查。这个区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文化立区”。我们在世界经济史上看到的多是工业立国、出口导向、科教兴国，“文化立区”的提法是不多见的。
长三角要实现持续的率先发展，关键在于文化自觉
第二个看法是，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强文化动力。
有人说，长三角经济即将出现拐点。我不赞成这个看法。我认为，长三角经济快速发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是这里也有风险。其中的关键是发展模式的创新。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长三角地区首先出现了“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在江苏率先异军突起，这其中上海人作出了贡献，上海的一些退休工人和星期日工程师支持了苏南的乡镇企业；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温州模式”，个体私营经济在浙江遍地开花；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浦东模式”，外向型经济、总部经济在上海浦东闪亮登场，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源。
那么，现在长三角地区如何实现持续的率先发展？上海、江苏、浙江三地社科院联合编写了一本蓝皮书，去年轮到我主编，我就写道：可持续率先发展，就是长三角已经率先发展了，怎么把这个率先长期化？现在看来，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文化推动，尤其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叫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大家可能比较生疏一点，我在这里简单谈一下想法。当前文化自觉的重点是克服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弱点或者叫“弱文化”。在古代，苏浙出状元；在当代，苏浙沪地区的文化也相对发达，有很多亮点，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强调文化自觉，主张看看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是否要修正、改动。
长三角地区也有文化自觉的问题。所以，下面我斗胆对三个地区的文化发表一点议论，偏颇之处请大家批评。
现在上海正在建设国际大都市，我觉得它文化上的问题是需要克服所谓的“大上海文化”
上海文化被称为海派文化，这是一个褒义词，肯定了它对外开放的意义。现在上海正在建设国际大都市，我觉得它文化上的问题是需要克服所谓的“大上海文化”。我的家是从上海迁移到江苏南通去的，我小时候经常回上海，我一到舅妈家，舅妈就会说：“乡下外甥来哉。”看到我妈就是：“乡下姊妹来哉。”在当时的上海人看来，不要说是农村来的，就是周边城镇来的人都是“乡下人”。（全场笑）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上海都是龙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上，上海经济已经对江苏经济和浙江经济形成了很大的辐射拉动作用。主观上，上海人今后应该为江苏人、浙江人进一步作出榜样，胸襟更宽、思路更新，也就是说，要更有文化。
江苏文化中的求实与创新精神十分可贵，不仅使中国民族工业在这块热土上首先发育成长，还创造了胡锦涛、江泽民两任总书记青年时期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但是，江苏文化也有弱点，近年来这个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前不久，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爆发，是苏南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负面现象。太湖蓝藻水污染的恶化，不是某一届、某一地政府之过，也不是某一家企业造成的，大家都是有一定责任的。江苏人具有率先意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先发展后治理等观念的影响。
最近江苏省委、省政府多次开会，要在更深层次上寻找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存在的盲点和不足。省委书记李源潮说：我们欠了自然的债，必须还，必须快还。他要求铁腕治污。应该说在江苏经济发展几十年来，这一次是最突出强调的，这也是文化自觉的表现。
我曾经在胡锦涛总书记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彻底贯彻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培育发展长效机制，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但是真正要做到，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很多干部，都有成就冲动，没有成就动机的干部不是好干部，但是不能保证有成就动机的干部都能量力而行。
下面我说说浙江文化。具有敢闯、敢冒险的精神是浙江文化的优点。我在我国新疆伊犁、美国纽约、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很多城市都见到过温州人开的餐馆和商铺，温州人遍布世界，真是“无温不市”。好比以前江苏人说“无宜不教”，就是说没有宜兴的教授，大学是办不成的。温州人在国外看到我都很高兴，浙江人在外地都把我们江苏人看成老乡。
浙江文化中也有“弱文化”，例如经济伦理问题。在当前的世界市场上，不少国家对中国的低价产品的质量与品牌颇有微词，这已经成为我国进入WTO后国际贸易的新壁垒，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商界的高度关注。几年前，浙江、上海、江苏三家社科院在义乌联合召开了“市场经济诚信”的理论研讨会。这说明，诚信文化建设已经引起了长三角地区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我国搞市场经济搞了十多年，时间不长，还不成熟，我认为最不成熟的地方就是诚信不足。这不是一地的问题，这在长三角地区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上街买东西，标价是不是合理，标牌是不是真的，总是让人有些不放心。这种不信任的文化在我身上也根深蒂固，有一次我在纽约买东西，想给女儿买一条项链，我就问：“这个是不是真的？”美国营业员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老喜欢问是不是真的，（全场笑）在我们美国标价不能假，假的是要受严厉处罚的，我们用不着这样做。”
这就是我对三个地区文化的一点简单的思考。
当年中央决定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江苏省提出要“支持和主动呼应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江苏和浙江都提出了“接轨上海”的口号。要怎么接轨呢？我在上海也参加过讨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文化怎么接轨的问题。要加快发展长三角一体的文化观念，打破行政区划的概念，克服各种以行政区为区隔的地方主义文化。长三角一体化不只是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文化要素的交流与融合，要以文化一体化推进经济一体化。
“强政府、强市场”的基础在于“强文化”
第三，要寻找、培育新的发展模式。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有些文化因素可能促进经济发展，有些文化因素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单位文化、地区文化，其中都存在一定的文化壁垒阻碍文化要素的流动。突破单位与条条块块的局限，共同培育区域创新文化，是建立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
当今世界提倡合作创新、技术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其实目前合作创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我们已经进入了大科技时代，科技前沿的重大进展绝非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力量和资源所能实现。研究开发的社会化、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所以，过去我们三地的社科院之间走动没有这么频繁，三地的领导走动也没有这么频繁。现在大家都希望共同寻找好的区域经济发展途径。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向往“地球村”，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长三角村”的理念，同时把这种理念转化为以下的实践：组织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共享研发成果，提高区域的竞争力。
发展市场经济有人主张“强政府”，有人主张“弱政府”。如果是“强政府、弱市场”，当然要不得。有没有“强政府、强市场”？如果有的话，应该是肯定的。但依我看，首先需要的是“强文化”。陈云同志倡导领导干部要“踱方步”，多思考战略性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些领导干部忙于迎来送往，缺少读书和思考问题的时间，怎么增强文化？
创新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变“长三角制造”为“长三角创造”
现在发达国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应用文化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目前，我国经济仍然处在投资推动为主的发展阶段。长三角正在发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际上判断经济增长阶段的一个流行标准是：科技进步贡献率30％以下的是粗放型，30％到50％是准集约型，也就是半粗放半集约型，50％到70％是集约型，70％以上是高度集约型。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劣、经济发达的程度，其判断标准主要是看经济中科技等文化的含量。我最近测定了一下，到去年年底，江苏经济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50％以上，开始进入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都曾经创造过辉煌，引领过长三角以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开一时风气之先。但是由于这些模式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在不断变化，因此它们必须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趋同。所以我不太赞成当时说“苏南模式”好，“温州模式”有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江苏的乡镇企业改革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温州模式”成功了，“苏南模式”失败了。没有这回事，我觉得不要以一种模式来否定另外一种模式。
创新发展模式的关键，是进一步增加知识、科技、人才和文化含量，确立文化优势，提高文化竞争力。这三种模式发展的前途都是同一个道理———“长三角制造”要变成“长三角创造”，卖体力要变成卖智力，贴牌生产要更多地转变为专利生产。长三角要成为独有竞争力的世界大都市群，关键在于推进科技、观念等文化要素的原始创新。现在我们讲的“原创”都是讲技术，其实有利于制度创新的理论等都需要原创，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其中政府的责任是扩大公共文化的供应，引导与丰富民间文化。
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是长三角的代名词，这里不仅是享乐的“天堂”，更是创业的“天堂”。不仅有城市景观的文化积淀，而且要培育更多的文化资本，形成更多的文化纽带。我们共同的责任，是积极参与文化建设，造就一流的区域文化，推动长三角成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极、社会发展的实验室，以及最适宜人居的地方。
今天到这里第二次讲文化，恐怕又没讲好。（全场笑）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史晋川发表演讲。解放日报记者 王君武摄
史晋川：商帮文化，动力还是阻力
嘉宾主持慎海雄：宋先生很谦虚，他从开始到最后都说“没讲好”，其实讲得挺好的。（全场笑）为什么？因为他对苏浙沪三地的文化作了比较巧妙的点评，特别是勇于解剖江苏文化的弱点。其实太湖蓝藻问题，我个人理解是长三角共同“努力”的结果，（全场大笑）所以对蓝藻的治理也得长三角共同努力。譬如说酸雨，不可能在上海有酸雨，就不飘过浙江去。比如说像中国的沙尘暴，现在连日本、美国都很焦急。所以在环保这个问题上，长三角也必须进行一体化治理。宋先生的话给我很大的启发。
说到浙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有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觉得比较满意，就是说，“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每一根头发都为致富而畅想。”习近平书记在浙江主政的时候，有“三个浙江”的说法：一个是浙江省的浙江，像去年浙江省GDP超过1.5万亿元；一个是外省的浙江，400万浙商在外地，一年的销售额也大致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GDP———1万多亿元；还有一个是国外的浙江，在国外有几百万浙江人，每年都在创造着一个无形的浙江。浙江省的浙江、外省的浙江和国外的浙江———习书记经常用这“三个浙江”来概括浙江，浙江省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是大大地超过它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的。
说起浙江，必须要说到浙商和商帮文化，今天，我们邀请到我母校非常资深、非常有实力的学者史晋川先生，来和我们谈《商帮文化，动力还是阻力》。大家欢迎！(全场鼓掌)
葛先生是浙江人，宋院长是上海人，我呢，苏浙沪两省一市的人都不是，我是山西人。（全场笑）
1949年，刘邓大军从太行山打到大西南，大西南的女学生纷纷报名参加解放军。一位要参军的女学生遭到她父亲的坚决反对，说共产党不是招女兵，是给他们的军官找老婆，（全场笑）这位女学生很坚决地说，这是阶级敌人造谣！（全场大笑）然后她就参军了。这就是我母亲的故事。（全场笑，鼓掌）我的父亲是山西人，我的母亲是四川人，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但是我对苏浙沪应该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因为在8岁之前，我随军在苏浙沪两省一市都待过，后来父亲转业定居杭州，但是我是在复旦大学念完硕士和博士的。我念硕士的时候，葛先生是我的学长，他是复旦1982年时仅有的两位博士之一。（全场鼓掌）当时，我们都是葛先生的“粉丝”。
今天，我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参加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并就“区域发展与文化动力”这个主题来发表我个人的见解。
眼下，商帮文化似乎不仅仅是为经济唱戏搭台，它好像要成为医治社会当中商业道德沉沦等弊病的一剂良药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并不过多地关心文化，大家都认为经济的发展与金钱、资本、储蓄、投资有极大的关系，而与文化相对来说，关系并不太大。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兴起了一小股所谓的文化和经济关系的热潮，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挖掘他们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用这种资源来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样一种效果。这些节庆活动看起来跟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关系，但实际上，有的活动的文化含量并不高，在一些地区，文化仅仅是作为当地招商引资、集聚区域经济发展人气的一种手段。
近几年，我们又注意到出现了一股讨论经济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新热潮。明清两朝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商帮，成为现在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在很多报纸、财经杂志、电影银幕、电视荧屏上都充斥着明清商帮的故事，主要代表是晋商和徽商。乔致庸———我的老乡，随着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热播，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商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用今天的时髦语言来说，他似乎成了全国企业家学习的楷模。文化，尤其是跟商帮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文化，现在似乎不仅仅是为经济唱戏搭台，似乎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一种主旋律，它好像要成为人们医治这个社会当中商业道德沉沦等弊病的一剂良药。
当我们身处在这样一股有关商帮文化的浪潮中，更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理性地探讨在现代市场经济当中，商帮文化对于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而言，究竟是动力还是阻力？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能成为动力？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会成为阻力？
在一些人看来，经济学家只有一颗冰冷的会计算的心，而缺乏一颗有文化的人文关怀的心。其实经济学家并不都是这样的
也可能有人认为经济学家来谈文化，不太适合。葛老师是历史地理学家，适合谈文化。宋院长是社会学家，也比较适合谈文化。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走的是科学实证主义的路子，在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充斥着大量的X、Y这样的经济变量，大量α、β这样的经济参数，有着大量奇形怪状的曲线和图形来作预测。这些变量、参数、曲线、图形，它们所代表的东西跟文化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都是跟钱有关系，成本、利润、价格、收益等等。所以在一些人看来，经济学家只有一颗冰冷的会计算的心，而缺乏一颗有文化的人文关怀的心。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经济学家并不都是这样的。（全场鼓掌）
经济学家是很重视文化因素的。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进入了政治、法学、文化、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等领域。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使得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流派叫新经济史学派，它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道格拉斯·诺思教授。1993年，他与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教授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一年，我正好在芝加哥大学。诺思教授在他的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当中告诉我们：制度，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制度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制度重于技术。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同样也表明，制度的演进，制度在变化过程当中，旧的制度的消亡，新的制度的确立，是需要社会中人们的共识以及相应的行为来支撑的。同样地，制度的维系也需要社会中人们的共识和行为来支撑。离开了这种共识和支撑，任何制度都无疑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
能达成这种共识，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最简单也是最准确的回答，就是文化。因为文化是社会中人们所选择的生存方式，是社会中任何一个人都回避不了的。而制度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正式的法律形式来确立的制度，也就是我们讲的正式制度。另一种是由社会生活过程中，人们的习俗、惯例等形成的制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非正式制度。
文化对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维系，有着更加明显和直接的作用。甚至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人们的社会活动无非是受到两组条件的约束，第一组条件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组条件称之为技术约束。人们在社会活动当中还要受到另一组条件的约束，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对我们行为的约束，而这一组条件就是制度。如果我们把人们活动当中所有非技术性的制度约束的总和称之为制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化本身就是制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经济制度必然与文化信仰相连，商人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内生出不同的经济制度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上世纪90年代的前中期发展出一个新的学派，叫历史比较制度学派，它的领军人物是以色列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阿夫纳·格雷夫。格雷夫教授在他的《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等一系列经典文献中，以活跃在11世纪到14世纪地中海的两个不同的商人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在人们选择经济制度的过程中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影响，揭示了不同经济制度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因素对经济活动方式以及它所造成的路径依赖的影响机制。
在11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活跃着两个著名的商人群体：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他们从事相同的职业———航海贸易，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当一个商人在A城市组织货源的时候，他怎么把他的这些货运输到其他城市，然后在其他城市销售。这个问题又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在其他城市选择什么样的商人作为他的代理商；二是构建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够制约这些代理商，使得他们不至于通过欺诈等机会主义的手段损害委托商或者贸易商的自身利益。
马格里布商人的解决方法是，选择同一族群的马格里布商人作为代理商。也就是，A城市的马格里布商人选择的一定是其他城市里的马格里布商人来做他的代理商，而同时他可能自己也会充当别的城市的马格里布商人在这个城市的代理商，互为代理。这是一种水平的分工结构。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机制来防止那些代理商侵害自己的利益呢？很显然，它动用了马格里布这个族群的社会网络，包括社会信息的网络传递机制。要是哪个马格里布商人骗了我，那么，对不起，在这个群体当中通过口口相传，最后将没有人会跟这个有劣行的商人做生意，他将会被排除出马格里布商人群体。也就是，一个人只要对另一个人做了坏事，一旦他的这种不好的声誉传出去，将受到其他人的集体惩罚。
格雷夫教授把这种惩罚机制称为“多边的声誉机制和多边的惩罚机制”，这是一种基于社会民间组织习俗惯例的集体惩罚机制。尽管马格里布商人也有伊斯兰法律体系，当碰到贸易摩擦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诉诸法律，法庭的判决也可以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尽管如此，马格里布商人仍然是用非正规的方式来签订他们的契约，用非正规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在贸易或者经商中的冲突和矛盾。
热那亚商人不一样，他们选择非热那亚商人作为贸易代理商。格雷夫教授在他的分析中告诉我们，从12世纪开始，热那亚商人就停止了运用“握一握手就可以签订合约”的古老习俗，而是制订了一套广泛的契约登记以及契约实施的法律制度，建立了永久性的法院，制定合同法来调节商人之间的贸易冲突或争端。
为什么同一个地区两群不同的商人，会发展出两套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或者说契约执行制度？答案是，经济制度必然与文化信仰相连，商人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内生出不同的经济制度或者说契约的执行方式。
马格里布商人是一群活跃在穆斯林世界的犹太商人，生活在集体主义的社会当中，有着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同时还具备了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信息传递网络。基于这样的信仰和这样的网络，他们构建了一个用于支撑他们贸易活动的、集体性的惩罚机制。一句话，马格里布商人的这种制度，是以地缘、血缘、亲缘为核心纽带的一种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或者说是一种适合于熟人社会的人格化的交易机制。
热那亚商人是一群从罗马帝国中解放出来的城邦商人。他们的宗教、文化所信奉的是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支配下，同时也因为缺乏像马格里布商人那样的密切的社会网络，所以他们发展出一套以法律制度来作为有效运行基础的交易方式。一句话，热那亚商人无需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他们的制度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契约执行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可以向陌生人社会推广的、普遍主义的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
弘扬商帮文化，应当以遵守法律和确立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主导地位为前提
格雷夫教授对11世纪地中海不同商人群的研究，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开辟了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从学理层面上研究商帮文化的先河。2003年10月，在复旦大学的新政治研究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作过这方面的发言。我试图利用格雷夫教授的历史比较分析理论来分析浙江的温州商人群体行为特征，以及它对温州区域经济的影响。《解放日报》在头版作了报道，说“史晋川教授在沪预言，温州模式将发生变迁”，很客观。但是被转载之后就不对了，有的都市报说“史晋川教授惊人预言，温州模式在20年之内即将消失”。（全场大笑）
我的这个观点曾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争论，比如有日本学者就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正是温州人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促进了温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我不否认这种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前中期对温州区域的经济发展，乃至对整个浙江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有它的贡献的，但因为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还没有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
但是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我想我们对于商帮文化的认识应该更加清晰。我个人认为，在商帮文化中的确有很多很好的经商理念和经商方式，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商帮文化中，基于地缘、血缘、亲缘和人格化交易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和人格化交易方式为特征的商帮文化，在交易范围扩大后，并不利于商业活动中“诚信”的经商理念的确立。商帮文化中的“诚信”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来维系。一个在本地做生意很诚信的人跑到外地，跑到一个陌生人的世界，跑到一个脱离了人格化交易方式制约的世界，可能是不诚信的，甚至骗起人来一点都不脸红。
所以，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不诚信问题，根本之道是要靠完善的法律制度，确立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我们的经济、合约的执行，应该以法治为基础。
第二，商帮文化对于“三缘”的纽带和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倚重，尽管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润滑交易，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它会导致商帮中商人的封闭性，阻碍商帮中的商人去开拓新的产业。道理很简单，商帮中的商人已经对人格化的交易机制、对“三缘”的核心纽带形成了很强的依赖，你要他走出现在的产业进入新的产业，这是要他的命。在新的产业里，没有人格化的交易机制，他就会觉得非常不确定，认为风险很大，他就不愿意跨出这一步。商帮文化所带来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帮的开拓，导致了商帮对活动路径的依赖。
即使在传统领域，商帮的开拓也要借助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什么手段？移民。没有大规模的移民，一个商帮是不可能在新的领土上开拓它的事业的。我们家从2001年到2006年，曾经在纽约曼哈顿住了6年。我们亲眼看到，在中国城边上一个很著名的区域，叫“小意大利区”，这个区域在这6年当中，最好的店面最好的铺面，逐渐都变成温州人的了。（全场惊叹）这是很厉害的，当然靠的是商帮的力量，它是一个商帮对付了另一个商帮。
第三，由于商帮文化中对“三缘”纽带和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认同，个别商人还会作跨经济领域扩张，形成一种商权利与公共权利的结合，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
总而言之，对待商帮文化，我们一定要有全面的审视。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和继承乃至发扬光大商帮文化当中一些优秀的成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商帮文化中那些虚伪的东西和有害的成分。
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根本是法律制度的构建，发展出一套以法律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在遵守法律和确立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主导地位的大前提下，我们可以借鉴商帮文化的一些优秀成分，在这种条件下，商帮文化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脱离了法律制度和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去谈商帮文化，是一种思想上的糊涂，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将有害无益。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