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忧思，更是鼓励与期望。大家可能并不知道，范敬宜先生是范仲淹的28世孙，我想，我们也都从刚才范先生的演讲中听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让我们向范先生和他的祖先致敬！（全场鼓掌）

　　说到致敬，很多人都对凤凰卫视充满敬意。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是凤凰卫视的理想；发现良知、追求良知、传播良知，更是“凤凰”振翅高飞的动力。让我们欢迎刘长乐先生演讲！（全场鼓掌）

　　非常高兴参加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讲坛吸引了我，这个题目吸引了我。讲到文化，讲到文化和媒体的关系，讲到文化和媒体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正是我们现在非常缺失的问题，我也非常感兴趣。

　　良知有“三知”：知耻、知愧、知恩

　　在上世纪初，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老银行家———老摩根，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他在1912年离开了人世。摩根曾经和一位国会法律顾问有过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法律顾问问老银行家：“向您举债和借贷，金钱和财产是不是最重要的信用额度？”老摩根说，这两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品德。老摩根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关键的时刻能够讲出这样一番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摩根在临死之前还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他说：“财富应该掌握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手中。”作为媒体人，我想把这句话套用过来，我们的媒体，也应该或者必须掌握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手中。

　　何为良知？

　　良知这个词最早在中国的文字记录中，是孟子提出来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又是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念，包括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等。有的学者把良知归为“三知”：

　　一是知耻。这是道德的自觉。有羞耻心，人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在做了有违道德的事之后于心不安，自觉不做那些会招人瞧不起的事。相反，人若无耻，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可救药。

　　知耻是简单的一件事，但是非常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前天晚上，我在北京保利剧院看了林怀民先生的舞蹈团演出的《云门舞集》“水月篇”。这是林怀民先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它用巴赫的大提琴曲作伴奏，而且整个演出都只用大提琴伴奏。本来我跟林怀民先生说，我喜欢摄影，能不能到现场拍照，他说不行，因为快门的声音对我们的演员是很大的刺激。当然我就不拍了。他解决的办法是下午搞一个彩排，彩排的时候请记者去拍照。

　　在这场演出开始的时候，他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旁白，他说，现在演出马上要开始了，我希望大家第一不要摄影，第二不要照相，第三不要使用手机。我们要尊重舞蹈家的劳动，我们要尊重我们周边的观众，我们希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身边的观众应该温柔地，但是坚决地制止他。演出开始，大幕拉开，一个演员在跳舞，一束追光打下来，刚跳了几个动作，大幕马上又关上了，然后旁白又说，对不起，我们发现现场有人拍照（全场哗然），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的观众是有知识水准的，是有道德修养的，请大家相互监督，下面我们重新来一遍。大幕又打开了，这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再照相，没有任何一部手机再发出动静，从头到尾，70分钟的演出非常安静。这个演出还不允许观众在70分钟之内鼓掌，演出结束后，再请你把掌声送给演员和林怀民先生。

　　这个事情对我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一方面说明我们的观众确实在修养和礼仪方面有欠缺，第二方面说明我们的观众是可以培养的，是有着非常好的培养基础的。所以我也想，作为媒体，我们怎样做好对公民道德的培养，可能是有所为，而且能够“有为”出一些成就的。

　　第二就是知愧。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知愧的前提就是知道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愧则有悔，愧则有疚。

　　第三就是知恩。知恩是人生的一种姿态，是人性的一种证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念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对于社会变革中的媒体来说，良知更决定着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前途

　　20世纪20年代，美国新闻媒体的发展经历了一场非常重要的道德革命，美国的媒体经过严格的分析，经过了对正反案例非常激烈的争论以后，把抽象的良知具体化、规则化，从而揭示了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

　　美国的主流媒体认为，新闻是属于公众的公共财富，新闻只提供事实，不掺杂媒介的私家观点。客观性是美国新闻的主导原则。而这个客观性的标准是什么？这里面有很多的标准，包括体制、范本等等。

　　另外，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新闻学者弗林特，他也说过新闻的美德有13项。其中，准确、详尽、全面是第一项，真实是第二项，独立的精神和勇气是第三项，公正、公平、正义是第四项，等等。这13项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整个13项，美国的媒体把它定为美国新闻的专业主义，这种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改革的今天也多次被我们的学者，包括喻国明教授提过，这非常好，过来人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需要形成一种独特的新闻精神和维护一种健康的新闻伦理。

　　当然，也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良知是可敬的，但是却靠不住，因为法制和规则的力量才是千倍于良知。但是事实上，法制与规则的实行是以人的普遍守法为基础的，法制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遵循的最为理想和最为有效的方式，是人们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并且主动遵守。而成熟的伦理与道德良知，是自觉认同的前提。在一个良知泯灭或者普遍缺乏基本良知的社会，真正的法治绝无立足之可能。因此，基本良知的培育与重建，是各个行业目前都迫切需要的。特别是对于社会变革中的媒体来说，良知更决定着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前途。

　　从窦文涛的“三命”，看凤凰人对良知的追求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或者说以“和谐”为方向和目标的社会里，真实的媒体声音和媒体对真相的报道和挖掘，是孕育和谐的土壤和维持和谐的必要条件。

　　说到新闻的良知，也许不能回避客观性、披露真相甚至负面报道这样的字眼。我们也应该确定自己还原真相的规则，那就是善意、稳妥、客观和建设性。

　　很多人说，如果内地的媒体都有“凤凰”这样的话语空间，“凤凰”就没戏了。对于这个说法我非常不服气，我们负面报道的空间比内地媒体小多了。

　　当然，我们也有两个，一个是窦文涛主持的《文涛拍案》，一个是曾子墨主持的《社会能见度》。这两个节目在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对社会现象或一些陋习进行鞭挞、评判，在“敏感地带”对一些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述。这两个节目能够长久地存在，包括内地其他具有监督功能的节目、栏目或者版面长期地存在，并且能够越做越好，我认为是现在媒体政策方面的开放和开明所带来的。另外，这还说明我们善意的立场，能够得到官方和民众的认可。

　　当然这种接受也是不容易的。前不久，文涛曾写了一篇他做《文涛拍案》的体会———《〈文涛拍案〉的三条命》，挺吓人的。一个叫“短命”。为什么呢？第一次做《文涛拍案》的时候，做了不到一年就下马了，然后又过了一两年，我记不清了，《文涛拍案》重生了，所以说《文涛拍案》是“短命”的。

　　第二个是“苦命”。别看文涛这个人言谈嬉笑，很风趣，其实他非常追求完美，他经常做一个节目从头到尾是他一个人在那边，其他编辑帮不上忙。为什么呢？他太珍惜这个节目，太珍惜自己的形象了。有一次，我们北京总部技术部的主任“揭发”说，文涛有一次在录音间里连续待了23个小时。这话可不是表扬，而是抱怨他占着摄影棚，别人没法干活。（全场笑）但是文涛就一根烟接一根烟在那里思考，所以他说他是“苦命”的。

　　第三条，他说是“黑命”。“黑命”是广东话，命好黑啊，就是说这个人倒霉的意思。这也有一个象形的意思，23个小时这样折腾，那就成熊猫了，黑眼圈。文涛也有红眼圈的时候，他经常为他所描述的故事里面的情节所感动，所激愤，然后躲到一旁，流下一把凡人泪，回来还得若无其事地做节目。

　　文涛说，人人心中有良知，但是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处处都按自己的良知去办事。做节目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空间，让我们能够摒弃一些顾虑，按照政策的分寸，为社会正义来张目。

　　“凤凰”的一位观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非常钦佩窦文涛和曾子墨，因为这两位是追求良知的主持人。他说，也许对良知这个词，许多人都已经感到陌生了，很遥远了，但是对于一个视诚信为生命、讲究社会责任的媒体来说，凤凰卫视应该帮助人们去发现良知，追求良知，传播良知。

　　追求良知有环境的压力，有市场的压力，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不管有什么压力，“凤凰”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因为良知代表了人性中最崇高的感情。

　　对真相的探求和还原，是媒体的良知和责任，是媒体对维护“和谐底线”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发现良知，不仅仅是区分善恶的问题，我们还力求在历史最高层面和最大层面还原真相，去除非黑即白的善恶二元论，使民众的心态和官方的决策保持一种均势。

　　台湾的种族冲突在陈水扁当政之后日益严重，冲突的源头部分来源于1948年的“二二八事件”。这次冲突给台湾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也像一个永久的历史十字架背负在国民党的身上。“台独”势力借助“二二八事件”大做文章，把一个原本死亡几百人的事件扩大为死了几万人，甚至三十万人惊天数字的事件，企图把政府对民众的弹压，说成是族群冲突，把省籍问题变成一个难以化解的矛盾。

　　就在这个时候，凤凰卫视拍了一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电视纪录片。做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我们访问了很多“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我们访问了在“二二八事件”中官民两方的一些关键性证人；我们叙述了以往被淡化和忽略的外省人和国民党人在事件中被杀的情况；另外我们讲述了台湾本岛人掩护外省人，外省人掩护本岛人的一些动人的故事；我们公布了调查的真相，我们用调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官府腐败和军纪涣散，而不是族群问题。

　　这个片子最后有这样一句话：人是会做错事的，政府也会做错，最要紧的就是道歉。受难者，要虚心，要接受，要原谅。

　　2006年2月28日，我和马英九两个人共同主持了这个首播仪式，我们把当年的一些受难者的家属请到现场，大家一起回忆当年的情况。这个节目在台湾的中视、TVBS、中天、东森等6个大台同时播出，台湾的6个大台同时播一个专题片，而且这个专题片还跟这6个台没有关系，是“凤凰”做的，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后来，我们还制作了很多这样的片子，像《1949大迁徙》《台湾政坛17年》《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等等。这些片子揭示了历史上的许多冲突和矛盾的真相。

　　当然老实说，完全真实是很难达到的，也很难判断，但是媒体对于真实和真相的叩问和诠释，会给观众提供多重的选择。多重的选择和多元的东西，会更接近真实。

　　对真相的探求和还原，是媒体的良知和责任，是媒体对维护“和谐底线”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我们的观众需要能够打动他们、震撼他们、直指他们心灵并引发他们思考的节目

　　2007年4月13日，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的专题片《华山挑夫》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第43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电视纪录片类“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奖”。这是华语电视节目第一次获得这个殊荣。那一年的评奖，也是亚洲所有电视节目中唯一获奖的。“雨果奖”大家可能有些记忆，1990年的时候，张艺谋拍的《菊豆》曾经获得过“金雨果奖”。

　　《冷暖人生》是个人物节目，但是它发出的声音似乎与别人并不相同，我们的制作团队坚持以自己的视角去选择那些有价值的人，用人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用人物的内心来解读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同时，也让人在感动、感叹之中有些强烈的震撼和思考。比如《冷暖人生》也做过艾滋村出来的大学生、被人们忘却的英雄模范、捡破烂也捡孩子的破烂王等等。一位观众看了节目之后留言说，“不要蔑视，不要谩骂。无论是哪种生存方式，每个人经历的苦难不会比我们少，只是我们看不见，触摸不到而已。生命本身自有尊严！”

　　《华山挑夫》是我们记者在华山跟随挑夫一路艰辛地跋涉而拍摄下来的。栏目主持人陈晓楠说，这是一个颇有分量的国际大奖，“我觉得这对我个人，对我们团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尤其我们获得的是‘艺术与人文贡献银奖’，让我们觉得长久的努力得到了一种默契和认同。”

　　在当今的快节奏、躁动的电视圈中，这样一种坚守确实有些难度，但是我们也确实感受到，我们的观众需要能够打动他们、震撼他们、直指他们心灵，并引发他们思考的节目。《冷暖人生》的记者渴望着通过各自不同的鲜活的个体生命，来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人性，启迪良知。这次获得的大奖也说明，关注人性的视角，是真正国际化的视角，人类内心的东西是超越地域的，是共通的。

　　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陈晓楠在获得这个奖之后，她的获奖感言根本没有提公司领导，也没有时间和篇幅去提她的制作团队，她所想到要感谢的是那些被他们关注的小人物。她说，“是他们人生中默默出演的故事打动了评委，我们也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现在华山挑夫的生存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虽然这些改变对整个社会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它体现的是真实历史叙事的恒久价值。

　　汉代的刘向说：“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在社会的变革中，有些分歧是不能消除的，它们的尖锐对立如同水火。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鼎锅来隔在其间，阻止水火相克对抗，让他们发挥出各自的作用，指向共同的目标———煮熟食物，调和百味，那么势如水火的分歧也能缓和。

　　这种缓和的要点是：坦陈立场，指出问题所在；划定界限，维护各自的底线。努力造就这样一种氛围，善莫大焉，也就是一种良知的追求。

　　我们必须抵制恶俗，没有理由拿媒体这个公共平台向公众倒垃圾

　　我还想讲讲反对媚俗，如何不断追问自己的文化价值这个问题。

　　“凤凰”的《名人面对面》节目已经做了整整8年了，在这8年里，这个节目能在众多的访谈节目中坚持下来，能给人一种典雅、清新、亲和的感受，得益于摄制组的求实精神。

　　什么是名人？人怎样才能成名？人为什么会对名人“慕名而来”？这些都是《名人面对面》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

　　有人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名人的文化时代，在美国、在其他西方国家，名人都占据着新闻媒体包括电视媒体的主要位置，已经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凤凰卫视作为商业媒体，毫无疑问要靠商业收入才能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赚钱是必须的，是要坚持的。但在赚钱之上还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媒体是大众的传播平台，肩负着对全民进行服务的功能。我们必须抵制恶俗，没有理由拿媒体这个公共平台向公众倒垃圾。

　　《名人面对面》节目先后有三位制作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她们倾吐了心中的困惑：有时候对准备采访的名人，她们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抵触；有的收视率高的节目，却是她们并不情愿做的节目；而那些有价值、能带动人们思考的名人，却站在收视率排行榜中最难看的位置上。

　　电视界有一句狠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包括我在内的电视人又不能不为此困惑，不能不为此妥协。在媚俗的潮流下，我们的无奈、苦涩、保留，有时也是一种坚守。

　　这种坚守包括，不仅要采访人气极高的娱乐界名人，还要采访文化名人、社会名人、有争议的名人、问题名人，还有小众的知识分子。采访这些人，有时候我们就要付出牺牲收视率的代价。过去我们有句话叫“讲成分，不唯成分论”，现在“凤凰”要做到“讲收视率，不唯收视率论”。如果完全靠收视率，凤凰卫视就甭办了，我们其他的媒体也不要办了。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作为一个媒体管理者来说，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这种坚守还包括，把真诚当作世间最美好的品德。不仅仅是对名人生活状态的记录，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解读和对内心成长的诠释，力求透过名人虚幻的光影呈现一个真实的普通人的形象。

　　《名人面对面》栏目组这个班底只有6个人，平均年龄27岁，采用的是怀疑、思考、导读的制作方针，实现他们的采访目标。到现在他们一共采访了400多位名人，应该说很不容易，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在采访名人的过程中，我们的制作团队在成长，经过他们的劳作、思索和判断，为观众奉上了一种有价值的名人文化。

　　一个记者只要进入“凤凰”，就必须对得起“凤凰”的品牌，必须用凤凰人的姿态要求自己，因为你就是“凤凰”的LOGO

　　“凤凰”一直瞄准着国际最顶尖的CNN和BBC这样的媒体，来做我们的事情。内地的记者队伍确实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不足。其中有些是非常客观、非常技术的问题：一个是工资过低，（全场笑）很难招到一流人才。本来我想说的是“招不到”一流人才，但在座的有很多一流人才，所以是“很难招到”。（全场笑）第二，为降低成本，频频使用没有资质的试用人员，内容的质量无法保证。内地的电视台我知道，编制就那么多，实习人员或者不占编制人员，像小时工、临时工这样的人员很多。第三，就是委制和外包。把一个靠知识积累、洞明世事才能干好的职业，变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这怎么能提高质量、保证质量呢？第四，就是用栏目、版面和金钱、权力进行交易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播良知的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

　　不久前，我以一个老记者的身份与“凤凰”北京记者站的7位记者进行了一次谈心，我和他们一起研究怎么提升我们记者队伍的素质。我向他们指出了现在记者队伍的5个“没有”：没有竞争，没有评比，没有活力，表现在业务上就是没有目标，也没有抱负。我告诉他们，凤凰卫视的记者是要有分量的，是要有含金量的，“凤凰”的记者必须对得起“凤凰”的品牌。

　　BBC说，BBC是特殊的，BBC是不同的，BBC是重要的。这三点，每个进入BBC的人都耳熟能详，刻骨铭心。CNN也是一样，CNN的文化核心是“CNN就是新闻”，CNN的文化口号非常清晰，就是“我们的新闻把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的重大新闻就像彗星的头部那样抢眼，我们是世界新闻的领跑者”。我们也要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凤凰”是特殊的，是不同的，是重要的，我们要成为世界重要新闻的参与者。

　　一个记者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拥有什么学历，只要进入“凤凰”，就必须对得起“凤凰”的品牌，必须用凤凰人的姿态要求自己，因为你就是“凤凰”的LOGO。

　　如果长城没有进入前10名会怎么样？如果长城得了第一名，而现场没有一家华语媒体的话，会怎么样？希望以后我们永远不会再孤独了

　　在结束我讲话的时候，我想讲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非常迅速，但我们软实力的发展却滞后。昨天晚上和尹社长说到这个例子，就是长城能否入围“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评选。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它能不能够入围“世界新七大奇迹”，为中国人所关注，也为世界所关注。在这样的一个活动中，中国媒体、中国观众、中国网民有着非常多的参与。

凤凰卫视执著地进行了将近3个月的跟踪，希望能够介入到这次报道中去，能够拿到这次报道的转播权，哪怕不是独家转播权，独家权指的是在华语媒体中。“凤凰”为什么要积极参与这个呢？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在世界舞台上宣扬中国的机会，我们都不应该失去。

　　当长城协会提出来，长城在10名之外的时候，国民哗然了。如果长城真的入不了前10名或者入不了“世界新七大奇迹”，怎么办？我们还有没有能够让长城进入前7名的努力空间？所以“凤凰”非常果断地决定，我们一定要参与其中，最后我们是付了钱的，拿出了真金白银，参与了这项活动。

　　我们在最后48小时拿到了转播权。这个活动是在2007年7月7日评出七大奇迹，在2007年7月6日晚上12点结束所有的网上投票。就在截止投票的前48小时，“凤凰”发力了，我们向我们的观众呼吁投票。果不其然，“世界新七大奇迹”评委会主席告诉我们，在48小时之内，中国的网民投了1300万张票。（全场鼓掌）参与这个活动的网民一共1亿多，48小时之内中国的网民就为长城投了1300万张票，所以长城昂首挺胸，拔得头筹。（全场笑，鼓掌）

　　当长城的图像出现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激动。但是，激动之外，也感到非常悲壮，或者说悲凉。我们看到现场一共21个入围的奖项，获得其他20个奖项的国家的旅游部长、文化部长全都亲临现场。葡萄牙的总统和总理，没他们什么事，他们的景点没一个得奖的，但是他们全到了现场。那些入围国家的群众载歌载舞，人多势众，摇旗呐喊，给我们送了不少宣传资料。但是在现场的中国人，不到10个。除了长城基金会两位领奖人之外，就是“凤凰”的几个人了。现场的观众一共65000人，现场的华语媒体只有“凤凰”一家。

　　现在我们想一想，如果长城没有进入前10名会怎么样？我们再想一想，如果长城得了第一名，而现场没有一家华语媒体，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感到非常孤独，我们感到非常悲凉，我们希望以后我们不会再孤独了，我们永远不再孤独了。谢谢大家！（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