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
主持人：范敬宜先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报业前辈，他也是古人所说的“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样样精通。不过他自己却说，他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那么，面对当下的媒体生态，这位从事新闻工作56年的老新闻工作者，有哪些心里话要说呢？让我们欢迎范敬宜先生演讲！（全场鼓掌）
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热情邀请，为我提供了一个和大家见面、交流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和刘长乐、喻国明两位老师合作的机会。作为一个已经退役的“新闻老兵”，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荣幸。
要改变“荷包鼓了，心灵却饥渴了”这种现状，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
我是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也是读着老《申报》、《新闻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成长起来的。56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季节，我和当时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在魏巍的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鼓舞和激励下，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中，离开了上海，远赴祖国的东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乡音未改，乡情未了。我尤其对上海新闻界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因此，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两年前一推出“文化讲坛”，就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好像在夏天的夜空里，突然发现多了一颗耀眼的星星。从此，我每期必读，而且逢人必夸。
今年5月18日，读了《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之后，我非常兴奋，立刻给尹明华社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同时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和尹社长过去交往不多，通话也很少，为什么这次如此兴奋？除了参加“文化讲坛”的三位主讲人章含之、于丹、敬一丹的讲话确实非常精彩，更重要的是，这些演讲回答了让我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和西方价值观、新闻观的冲击下，在主流媒体不断遭到质疑的环境中，我们的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还有没有生命力？还能不能办得更好一些？能不能更受欢迎一些、更有声有色，雅俗共赏，充分发挥它的舆论威力？它的前景是不是像有的同志估计的那样悲观？
“文化讲坛”用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从正面作出了回答，使我增强了信心，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启发之一，就是媒体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文化上来突破。“文化讲坛”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各个阶层———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赞许和欢迎，就是一个证明。
我想首先从身边发生的两件小事谈起：
第一件事是，《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见报的当天，我正好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课，我就在课堂上用两节课的时间给大家读了《解放周末》这四个版的内容，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互相争着看。我说，你们必须得把报纸还给我，但到现在也没有还，我估计是回不来了。（全场笑）
几天后，我的助教给我开来了一张书目单，上面列了8篇中国古典名著篇目，说是同学们希望老师结合专业课程来讲一讲。我一看吃了一惊，这8篇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和“风骨”篇、陆机的《文赋》、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封建论》、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方苞的《狱中杂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问助教，同学们为什么对这些古文发生了兴趣？他说：看了“文化讲坛”的实录，大家都特别受触动，觉得相比之下自己的文化知识太贫乏了，文化积累太浅薄了。老师，您以前不是也说过，学新闻的如果只是整天吃“压缩饼干”，吃浓缩“维生素丸”，不吃五谷杂粮，不吃蔬菜鱼肉，就肯定会得贫血症。如果只是就新闻讲新闻，就新闻学新闻的话，成就必然有限。我听了很高兴，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第二件事情是，全国记协原党组书记徐心华同志退休后，联络了一批刚刚退下来的老新闻工作者，办了一个茶馆形式的新闻沙龙。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打算把新闻文化作为沙龙的重要内容，办一个像“文化讲坛”这样的论坛，想请我去讲三课。
这两件事情都不算大，但是以小观大，可以看到“文化讲坛”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新闻的业界和学界正在开始出现一种对文化的渴望和追求，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强烈。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想改变像刘长乐先生所概括的“我们的经济腾飞了，而文化却没有腾飞；荷包鼓了，而心灵却饥渴了”，（转向刘长乐）这是你说的话吧？（全场笑，刘长乐点头微笑）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
实现这种转变，媒体的责任非常重大，而关键是要依靠它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从历史上看，每当经历了某种潮流的冲击，就会出现一段时间冷静的反思，并由反思产生另一种饥渴。
对目前出现的“文化热”，社会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叫好、称赞，也有的说这是“虚热”。我想，即使有的地方是“虚热”，也总比“不热”要好。北方农民有句谚语：下雨就有露水。在农作物最干渴的时候，即使只有一点露水也是好的。
群众对新闻媒体有三个问题最不满意：“炒”、“造”、“搞”泛滥，工作作风漂浮，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
当前，人们都在指责媒体“浮躁”。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把“浮躁”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面装，什么都归为“浮躁”。我觉得当前群众对新闻媒体最不满意的大概有这么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炒”、“造”、“搞”。所谓“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有的甚至超出了道德底线，触及了法律问题。
第二个是有些媒体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说工作漂浮、不严肃、不深入、不负责任，甚至于玩忽职守，不但影响了媒体的威信，还给被报道的单位和个人造成伤害。
第三个问题，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报纸、广播、电视本来是办给大众的，要能被受众接受，它的作用才能实现。所以群众愿看、想听，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可是现在受众普遍反映是，报纸、广播、电视中让人想看的、愿看的、耐看的、爱看的精品力作并不多。打开越来越厚的报纸，可以一眼看到底，就是说不用停留多看，一眼就看完了。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往往几秒钟就赶快转台。总而言之，就是有味道的、有看头的、有回味的东西太少。公信力的下降，是媒体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上述的前两个问题，都不属于“浮躁”的范畴，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要靠法律、法规、制度来解决。我主要想讲的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媒体水准滑坡的问题。
究竟什么叫“浮躁”？我曾经翻过好几部辞典，包括《辞海》在内，解释几乎就是四个字：“轻率、急躁。”我觉得这回答不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一个月前我在课堂上让同学们进行专题讨论，让他们给“浮躁”下一个定义。
后来他们下了好几个定义，有两条还成形一点，一条是“浮躁是指在社会转型期，由于过高、过早、过急、过多的欲望一时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态和行为”。比如一个大学生还没毕业工作，就想着要有房子，有汽车，有多少收入，这种过早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一种浮躁的心理。还有一条是，“浮躁是指，在商业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出现的急功近利的心理，但是又不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这两个定义多少沾一点边，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全面。
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间，有些人是浮躁的，但大部分还是很踏实的，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很多人学习很努力，工作很勤奋，作风也很严谨，但是他们苦于长期写不出受读者欢迎、影响重大的优质作品。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归到文化上面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刚才说的这两种人，一种是急功近利的，一种并不急功近利，但这两种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修养的短缺。前者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后者反映在表达能力、工作能力上。
最后归纳出一句话叫做，媒体的浮躁源于文化的缺失。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点以偏概全，就姑妄言之吧。
“余束发”是谁，“范长江是小品演员”，看到这些笑话，我感到悲哀
文化的缺失是怎么造成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长期以来，在对新闻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区。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是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瞭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
从近百年的中国新闻史来看，凡是杰出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王韬、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一直到毛泽东、瞿秋白、邹韬奋、恽逸群、胡乔木、乔冠华，等等，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质和文化修养在他们的身上和笔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们的作品尽管时过境迁，但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有味道，有的甚至百读不厌。
记得吴冷西同志生前有一次告诉我，毛主席对他说，在报人中间，我其实最佩服的是张季鸾，因为他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倚马可待的大手笔，又会串门子，他了解的情况最多。可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思潮泛滥，其中对我们新闻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把政治和文化对立起来。只强调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不强调新闻的文化属性；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而一概否定文化人办报，甚至于把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丰厚文化修养的邓拓同志也当成“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代表批了很久。到了“文革”中，这种排斥文化的思潮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拨乱反正以后，政治的大气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领域对左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但是在新闻领域里政治和文化关系问题的“拨乱反正”似乎相对滞后。比如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讨论新闻的专业职称评定工作的时候，还有人公开提出“新闻无学”，反对把新闻列入专业职称评定的范围。
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培养新闻人才源头的新闻院系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但是很少听说有哪一家专门设立新闻与文化的课程。
在媒体，评价一位编辑、记者水平的时候，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个人文笔还可以”。这个“文笔还可以”，实际上是一种似褒实贬的说法，言外之意就是，这个人只会耍点笔杆子，有点小聪明，政治上并不怎么样。这种情况到现在都还存在。
全国有那么多的新闻奖项，但似乎没有多少特别强调受奖者的文化修养。包括全国性的奖励在内，“业务能力”主要是指写作能力，并不强调综合文化素质。这从某种程度上给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某种导向，使他们以为从事新闻工作用不着多少文化修养、文化积累、文化底蕴，用不着读多少书，也用不着在新闻写作上下多少功夫，反正写什么只要按照某种模式，在网上“扒”一点，文件上抄一点，再加上点例子，穿靴戴帽一番，豪言壮语几句，就可以很顺利地通过，甚至博得“出手很快”的表扬。
所以，现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经常可见令人生厌的文字。比如说评论，大家可以找找报纸、杂志看一看，会发现很多固定模式。比如写“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段就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根本；第二段：什么什么是什么的关键；第三段：什么什么是它的前提；第四段：什么什么是它的基础。还有比如，要怎么样，就必须怎么样。凑对仗，搞排比。还有板着面孔的“必须强调”、“应当指出”、“毋庸置疑”等生硬的词汇。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由于缺少文化知识而造成的笑话。举个例子：“你的家父”、“他的乃父”，（全场大笑）“你什么时候到我府上来串串门？”自己家怎么能称作“府上”呢？（全场大笑）“乃父”不是指你的父亲，而是父亲的自称。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尔其无忘乃父之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里的“乃父”、“乃翁”都是老人的自称。
还有一个文化人给我写信，一开头就说，“敬宜愚兄，你好”。（全场笑）有一位编辑要我给他编的书写一个序言，要求用文言文写。我的第一句话是：“余束发受书于太仓唐文治先生。”意思是我在很小的年龄，头发刚刚梳起来的时候，到唐文治先生那里受教。结果他看完了说很好，最后问，这个“余束发”是谁？（全场大笑）最近还有一个面对新闻专业学生的知识测验问，“范长江是谁？”有学生答：范长江是小品演员。（全场大笑）还不止一个学生这么写！
看到这些笑话，我感到很悲哀。我们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通病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
提高文化修养，加厚文化底蕴，首先就是要读书，读好书，读古今中外的各种好书。多读书不仅能改变人的知识结构，还能改变人的内涵，改变人的风貌和精神世界。古人说过，士人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言语无味。
没有文化知识，不读书或者书读得少，不仅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莫大的缺陷，就是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赫赫有名的上海大书法家沈尹默，他的书法在北大当讲师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名气了，可当时北大校长看了他的字，有四个字的评价，叫“其俗在骨”，意思是他的字缺乏文化底蕴。这对他是很大的刺激，后来他就努力读书，逐渐形成了典雅的风格。
特别要强调的是，新闻工作者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以外，还要懂一点艺术。艺术归根到底是处理矛盾的手段。音乐也好，绘画也好，都要求处理好强与弱、深与浅、浓与淡、快与慢、高于低、刚与柔、轻与重等等的关系。
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不大考虑新闻艺术处理的效果。通病就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只知道大开大合，不知道以小胜大；只知道浓墨重彩写英雄，不知道轻描淡写也可以写英雄；只知道浓眉大眼是美，不懂得眉清目秀也是一种美；只知道响鼓重锤，不懂得点到为止；只知道大雨倾盆，不知道润物无声。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们文化人往往不如一些科学家深刻。比如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周培源等老一辈科学家，都发表过一些对于文化、艺术与科学造诣关系的精辟观点。钱学森曾为此大声疾呼。记得1991年国家给他授勋的时候，他讲了一番话，大意是：我今天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获得这样一点成绩，应该归功于我的夫人蒋英。蒋英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擅长花腔女高音。钱学森说，是她给了我诗情画意，使我懂得了人生，使我在科学研究道路上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和死心眼。去年春节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去拜访他，他又重复了这些话。这几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因为他讲得太深刻了。
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曾经对我说，现在歌手的学养太差。拼长相，拼嗓子，最后拼来拼去要拼的是文化。一个歌手有没有文化，一张口就能听出来。文化是潜移默化融会在血液当中、灵性当中的，是装也装不出来的。
遗憾的是，新闻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关系最密切的部分，似乎还没有多少人来表达这样一种感悟。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好在现在的情况正在变化，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一代正在逐步走出怪圈。只要经过正确的引导，走对路，走正路，他们一定会跨越时空造成的文化断层。我对此并不悲观。
文化积累和农作物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有效生长期”，过了这个有效生长期再给它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用多少技术都已经无效了
时间造成的文化断层也同样需要由时间来弥补，不能用浮躁的方法来解决。
2000年以来，我一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书。有一位大学生曾经很诚恳地在信中对我说，希望学院能增加人文知识的教学。他说：“我再过两年就要毕业了，水木清华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不应该只是郁郁葱葱的校园和古老优雅的建筑，而应该是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那样又深又广的知识海洋和文化积淀。”
清代诗人龚自珍有两句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文化积累和农作物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有效生长期”，比如一个玉米要150天成熟，但关键的时候是在60天到80天，过了这个有效生长期，再给它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用多少技术都已经无效了。
我常常说，我们年轻人的脑子像一张宣纸，滴一滴墨就会全部渗透吸收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脑子就变成一张蜡纸，滴水不透了。（全场笑）从过目不忘，到转身就忘；从来日方长，到去日苦多，中间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所以，希望年轻同志们静下心来好好做点学问，把自己的文化功底打得牢牢的。
最后我写了几句“歪诗”：
生命之树长青，
文脉之源永恒。
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
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你们一代的年轻人。
我虽然老了，
还想抖起精神和你们一起好好拼一拼！
这里第三句的著作权是属于刘长乐先生的———特此声明！（全场笑，鼓掌）
刘长乐：发现良知 追求良知 传播良知
（范敬宜演讲结束后）
主持人：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忧思，更是鼓励与期望。大家可能并不知道，范敬宜先生是范仲淹的28世孙，我想，我们也都从刚才范先生的演讲中听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让我们向范先生和他的祖先致敬！（全场鼓掌）
说到致敬，很多人都对凤凰卫视充满敬意。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是凤凰卫视的理想；发现良知、追求良知、传播良知，更是“凤凰”振翅高飞的动力。让我们欢迎刘长乐先生演讲！（全场鼓掌）
非常高兴参加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讲坛吸引了我，这个题目吸引了我。讲到文化，讲到文化和媒体的关系，讲到文化和媒体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正是我们现在非常缺失的问题，我也非常感兴趣。
良知有“三知”：知耻、知愧、知恩
在上世纪初，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老银行家———老摩根，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他在1912年离开了人世。摩根曾经和一位国会法律顾问有过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法律顾问问老银行家：“向您举债和借贷，金钱和财产是不是最重要的信用额度？”老摩根说，这两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品德。老摩根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关键的时刻能够讲出这样一番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摩根在临死之前还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他说：“财富应该掌握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手中。”作为媒体人，我想把这句话套用过来，我们的媒体，也应该或者必须掌握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手中。
何为良知？
良知这个词最早在中国的文字记录中，是孟子提出来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又是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念，包括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等。有的学者把良知归为“三知”：
一是知耻。这是道德的自觉。有羞耻心，人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在做了有违道德的事之后于心不安，自觉不做那些会招人瞧不起的事。相反，人若无耻，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可救药。
知耻是简单的一件事，但是非常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前天晚上，我在北京保利剧院看了林怀民先生的舞蹈团演出的《云门舞集》“水月篇”。这是林怀民先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它用巴赫的大提琴曲作伴奏，而且整个演出都只用大提琴伴奏。本来我跟林怀民先生说，我喜欢摄影，能不能到现场拍照，他说不行，因为快门的声音对我们的演员是很大的刺激。当然我就不拍了。他解决的办法是下午搞一个彩排，彩排的时候请记者去拍照。
在这场演出开始的时候，他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旁白，他说，现在演出马上要开始了，我希望大家第一不要摄影，第二不要照相，第三不要使用手机。我们要尊重舞蹈家的劳动，我们要尊重我们周边的观众，我们希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身边的观众应该温柔地，但是坚决地制止他。演出开始，大幕拉开，一个演员在跳舞，一束追光打下来，刚跳了几个动作，大幕马上又关上了，然后旁白又说，对不起，我们发现现场有人拍照（全场哗然），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的观众是有知识水准的，是有道德修养的，请大家相互监督，下面我们重新来一遍。大幕又打开了，这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再照相，没有任何一部手机再发出动静，从头到尾，70分钟的演出非常安静。这个演出还不允许观众在70分钟之内鼓掌，演出结束后，再请你把掌声送给演员和林怀民先生。
这个事情对我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一方面说明我们的观众确实在修养和礼仪方面有欠缺，第二方面说明我们的观众是可以培养的，是有着非常好的培养基础的。所以我也想，作为媒体，我们怎样做好对公民道德的培养，可能是有所为，而且能够“有为”出一些成就的。
第二就是知愧。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知愧的前提就是知道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愧则有悔，愧则有疚。
第三就是知恩。知恩是人生的一种姿态，是人性的一种证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念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对于社会变革中的媒体来说，良知更决定着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前途
20世纪20年代，美国新闻媒体的发展经历了一场非常重要的道德革命，美国的媒体经过严格的分析，经过了对正反案例非常激烈的争论以后，把抽象的良知具体化、规则化，从而揭示了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
美国的主流媒体认为，新闻是属于公众的公共财富，新闻只提供事实，不掺杂媒介的私家观点。客观性是美国新闻的主导原则。而这个客观性的标准是什么？这里面有很多的标准，包括体制、范本等等。
另外，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新闻学者弗林特，他也说过新闻的美德有13项。其中，准确、详尽、全面是第一项，真实是第二项，独立的精神和勇气是第三项，公正、公平、正义是第四项，等等。这13项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整个13项，美国的媒体把它定为美国新闻的专业主义，这种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改革的今天也多次被我们的学者，包括喻国明教授提过，这非常好，过来人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需要形成一种独特的新闻精神和维护一种健康的新闻伦理。
当然，也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良知是可敬的，但是却靠不住，因为法制和规则的力量才是千倍于良知。但是事实上，法制与规则的实行是以人的普遍守法为基础的，法制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遵循的最为理想和最为有效的方式，是人们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并且主动遵守。而成熟的伦理与道德良知，是自觉认同的前提。在一个良知泯灭或者普遍缺乏基本良知的社会，真正的法治绝无立足之可能。因此，基本良知的培育与重建，是各个行业目前都迫切需要的。特别是对于社会变革中的媒体来说，良知更决定着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前途。
从窦文涛的“三命”，看凤凰人对良知的追求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或者说以“和谐”为方向和目标的社会里，真实的媒体声音和媒体对真相的报道和挖掘，是孕育和谐的土壤和维持和谐的必要条件。
说到新闻的良知，也许不能回避客观性、披露真相甚至负面报道这样的字眼。我们也应该确定自己还原真相的规则，那就是善意、稳妥、客观和建设性。
很多人说，如果内地的媒体都有“凤凰”这样的话语空间，“凤凰”就没戏了。对于这个说法我非常不服气，我们负面报道的空间比内地媒体小多了。
当然，我们也有两个，一个是窦文涛主持的《文涛拍案》，一个是曾子墨主持的《社会能见度》。这两个节目在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对社会现象或一些陋习进行鞭挞、评判，在“敏感地带”对一些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述。这两个节目能够长久地存在，包括内地其他具有监督功能的节目、栏目或者版面长期地存在，并且能够越做越好，我认为是现在媒体政策方面的开放和开明所带来的。另外，这还说明我们善意的立场，能够得到官方和民众的认可。
当然这种接受也是不容易的。前不久，文涛曾写了一篇他做《文涛拍案》的体会———《〈文涛拍案〉的三条命》，挺吓人的。一个叫“短命”。为什么呢？第一次做《文涛拍案》的时候，做了不到一年就下马了，然后又过了一两年，我记不清了，《文涛拍案》重生了，所以说《文涛拍案》是“短命”的。
第二个是“苦命”。别看文涛这个人言谈嬉笑，很风趣，其实他非常追求完美，他经常做一个节目从头到尾是他一个人在那边，其他编辑帮不上忙。为什么呢？他太珍惜这个节目，太珍惜自己的形象了。有一次，我们北京总部技术部的主任“揭发”说，文涛有一次在录音间里连续待了23个小时。这话可不是表扬，而是抱怨他占着摄影棚，别人没法干活。（全场笑）但是文涛就一根烟接一根烟在那里思考，所以他说他是“苦命”的。
第三条，他说是“黑命”。“黑命”是广东话，命好黑啊，就是说这个人倒霉的意思。这也有一个象形的意思，23个小时这样折腾，那就成熊猫了，黑眼圈。文涛也有红眼圈的时候，他经常为他所描述的故事里面的情节所感动，所激愤，然后躲到一旁，流下一把凡人泪，回来还得若无其事地做节目。
文涛说，人人心中有良知，但是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处处都按自己的良知去办事。做节目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空间，让我们能够摒弃一些顾虑，按照政策的分寸，为社会正义来张目。
“凤凰”的一位观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非常钦佩窦文涛和曾子墨，因为这两位是追求良知的主持人。他说，也许对良知这个词，许多人都已经感到陌生了，很遥远了，但是对于一个视诚信为生命、讲究社会责任的媒体来说，凤凰卫视应该帮助人们去发现良知，追求良知，传播良知。
追求良知有环境的压力，有市场的压力，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不管有什么压力，“凤凰”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因为良知代表了人性中最崇高的感情。
对真相的探求和还原，是媒体的良知和责任，是媒体对维护“和谐底线”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发现良知，不仅仅是区分善恶的问题，我们还力求在历史最高层面和最大层面还原真相，去除非黑即白的善恶二元论，使民众的心态和官方的决策保持一种均势。
台湾的种族冲突在陈水扁当政之后日益严重，冲突的源头部分来源于1948年的“二二八事件”。这次冲突给台湾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也像一个永久的历史十字架背负在国民党的身上。“台独”势力借助“二二八事件”大做文章，把一个原本死亡几百人的事件扩大为死了几万人，甚至三十万人惊天数字的事件，企图把政府对民众的弹压，说成是族群冲突，把省籍问题变成一个难以化解的矛盾。
就在这个时候，凤凰卫视拍了一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电视纪录片。做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我们访问了很多“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我们访问了在“二二八事件”中官民两方的一些关键性证人；我们叙述了以往被淡化和忽略的外省人和国民党人在事件中被杀的情况；另外我们讲述了台湾本岛人掩护外省人，外省人掩护本岛人的一些动人的故事；我们公布了调查的真相，我们用调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官府腐败和军纪涣散，而不是族群问题。
这个片子最后有这样一句话：人是会做错事的，政府也会做错，最要紧的就是道歉。受难者，要虚心，要接受，要原谅。
2006年2月28日，我和马英九两个人共同主持了这个首播仪式，我们把当年的一些受难者的家属请到现场，大家一起回忆当年的情况。这个节目在台湾的中视、TVBS、中天、东森等6个大台同时播出，台湾的6个大台同时播一个专题片，而且这个专题片还跟这6个台没有关系，是“凤凰”做的，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后来，我们还制作了很多这样的片子，像《1949大迁徙》《台湾政坛17年》《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等等。这些片子揭示了历史上的许多冲突和矛盾的真相。
当然老实说，完全真实是很难达到的，也很难判断，但是媒体对于真实和真相的叩问和诠释，会给观众提供多重的选择。多重的选择和多元的东西，会更接近真实。
对真相的探求和还原，是媒体的良知和责任，是媒体对维护“和谐底线”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我们的观众需要能够打动他们、震撼他们、直指他们心灵并引发他们思考的节目
2007年4月13日，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的专题片《华山挑夫》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第43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电视纪录片类“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奖”。这是华语电视节目第一次获得这个殊荣。那一年的评奖，也是亚洲所有电视节目中唯一获奖的。“雨果奖”大家可能有些记忆，1990年的时候，张艺谋拍的《菊豆》曾经获得过“金雨果奖”。
《冷暖人生》是个人物节目，但是它发出的声音似乎与别人并不相同，我们的制作团队坚持以自己的视角去选择那些有价值的人，用人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用人物的内心来解读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同时，也让人在感动、感叹之中有些强烈的震撼和思考。比如《冷暖人生》也做过艾滋村出来的大学生、被人们忘却的英雄模范、捡破烂也捡孩子的破烂王等等。一位观众看了节目之后留言说，“不要蔑视，不要谩骂。无论是哪种生存方式，每个人经历的苦难不会比我们少，只是我们看不见，触摸不到而已。生命本身自有尊严！”
《华山挑夫》是我们记者在华山跟随挑夫一路艰辛地跋涉而拍摄下来的。栏目主持人陈晓楠说，这是一个颇有分量的国际大奖，“我觉得这对我个人，对我们团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尤其我们获得的是‘艺术与人文贡献银奖’，让我们觉得长久的努力得到了一种默契和认同。”
在当今的快节奏、躁动的电视圈中，这样一种坚守确实有些难度，但是我们也确实感受到，我们的观众需要能够打动他们、震撼他们、直指他们心灵，并引发他们思考的节目。《冷暖人生》的记者渴望着通过各自不同的鲜活的个体生命，来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人性，启迪良知。这次获得的大奖也说明，关注人性的视角，是真正国际化的视角，人类内心的东西是超越地域的，是共通的。
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陈晓楠在获得这个奖之后，她的获奖感言根本没有提公司领导，也没有时间和篇幅去提她的制作团队，她所想到要感谢的是那些被他们关注的小人物。她说，“是他们人生中默默出演的故事打动了评委，我们也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现在华山挑夫的生存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虽然这些改变对整个社会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它体现的是真实历史叙事的恒久价值。
汉代的刘向说：“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在社会的变革中，有些分歧是不能消除的，它们的尖锐对立如同水火。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鼎锅来隔在其间，阻止水火相克对抗，让他们发挥出各自的作用，指向共同的目标———煮熟食物，调和百味，那么势如水火的分歧也能缓和。
这种缓和的要点是：坦陈立场，指出问题所在；划定界限，维护各自的底线。努力造就这样一种氛围，善莫大焉，也就是一种良知的追求。
我们必须抵制恶俗，没有理由拿媒体这个公共平台向公众倒垃圾
我还想讲讲反对媚俗，如何不断追问自己的文化价值这个问题。
“凤凰”的《名人面对面》节目已经做了整整8年了，在这8年里，这个节目能在众多的访谈节目中坚持下来，能给人一种典雅、清新、亲和的感受，得益于摄制组的求实精神。
什么是名人？人怎样才能成名？人为什么会对名人“慕名而来”？这些都是《名人面对面》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
有人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名人的文化时代，在美国、在其他西方国家，名人都占据着新闻媒体包括电视媒体的主要位置，已经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凤凰卫视作为商业媒体，毫无疑问要靠商业收入才能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赚钱是必须的，是要坚持的。但在赚钱之上还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媒体是大众的传播平台，肩负着对全民进行服务的功能。我们必须抵制恶俗，没有理由拿媒体这个公共平台向公众倒垃圾。
《名人面对面》节目先后有三位制作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她们倾吐了心中的困惑：有时候对准备采访的名人，她们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抵触；有的收视率高的节目，却是她们并不情愿做的节目；而那些有价值、能带动人们思考的名人，却站在收视率排行榜中最难看的位置上。
电视界有一句狠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包括我在内的电视人又不能不为此困惑，不能不为此妥协。在媚俗的潮流下，我们的无奈、苦涩、保留，有时也是一种坚守。
这种坚守包括，不仅要采访人气极高的娱乐界名人，还要采访文化名人、社会名人、有争议的名人、问题名人，还有小众的知识分子。采访这些人，有时候我们就要付出牺牲收视率的代价。过去我们有句话叫“讲成分，不唯成分论”，现在“凤凰”要做到“讲收视率，不唯收视率论”。如果完全靠收视率，凤凰卫视就甭办了，我们其他的媒体也不要办了。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作为一个媒体管理者来说，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这种坚守还包括，把真诚当作世间最美好的品德。不仅仅是对名人生活状态的记录，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解读和对内心成长的诠释，力求透过名人虚幻的光影呈现一个真实的普通人的形象。
《名人面对面》栏目组这个班底只有6个人，平均年龄27岁，采用的是怀疑、思考、导读的制作方针，实现他们的采访目标。到现在他们一共采访了400多位名人，应该说很不容易，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在采访名人的过程中，我们的制作团队在成长，经过他们的劳作、思索和判断，为观众奉上了一种有价值的名人文化。
一个记者只要进入“凤凰”，就必须对得起“凤凰”的品牌，必须用凤凰人的姿态要求自己，因为你就是“凤凰”的LOGO
“凤凰”一直瞄准着国际最顶尖的CNN和BBC这样的媒体，来做我们的事情。内地的记者队伍确实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不足。其中有些是非常客观、非常技术的问题：一个是工资过低，（全场笑）很难招到一流人才。本来我想说的是“招不到”一流人才，但在座的有很多一流人才，所以是“很难招到”。（全场笑）第二，为降低成本，频频使用没有资质的试用人员，内容的质量无法保证。内地的电视台我知道，编制就那么多，实习人员或者不占编制人员，像小时工、临时工这样的人员很多。第三，就是委制和外包。把一个靠知识积累、洞明世事才能干好的职业，变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这怎么能提高质量、保证质量呢？第四，就是用栏目、版面和金钱、权力进行交易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播良知的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
不久前，我以一个老记者的身份与“凤凰”北京记者站的7位记者进行了一次谈心，我和他们一起研究怎么提升我们记者队伍的素质。我向他们指出了现在记者队伍的5个“没有”：没有竞争，没有评比，没有活力，表现在业务上就是没有目标，也没有抱负。我告诉他们，凤凰卫视的记者是要有分量的，是要有含金量的，“凤凰”的记者必须对得起“凤凰”的品牌。
BBC说，BBC是特殊的，BBC是不同的，BBC是重要的。这三点，每个进入BBC的人都耳熟能详，刻骨铭心。CNN也是一样，CNN的文化核心是“CNN就是新闻”，CNN的文化口号非常清晰，就是“我们的新闻把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的重大新闻就像彗星的头部那样抢眼，我们是世界新闻的领跑者”。我们也要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凤凰”是特殊的，是不同的，是重要的，我们要成为世界重要新闻的参与者。
一个记者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拥有什么学历，只要进入“凤凰”，就必须对得起“凤凰”的品牌，必须用凤凰人的姿态要求自己，因为你就是“凤凰”的LOGO。
如果长城没有进入前10名会怎么样？如果长城得了第一名，而现场没有一家华语媒体的话，会怎么样？希望以后我们永远不会再孤独了
在结束我讲话的时候，我想讲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非常迅速，但我们软实力的发展却滞后。昨天晚上和尹社长说到这个例子，就是长城能否入围“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评选。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它能不能够入围“世界新七大奇迹”，为中国人所关注，也为世界所关注。在这样的一个活动中，中国媒体、中国观众、中国网民有着非常多的参与。
凤凰卫视执著地进行了将近3个月的跟踪，希望能够介入到这次报道中去，能够拿到这次报道的转播权，哪怕不是独家转播权，独家权指的是在华语媒体中。“凤凰”为什么要积极参与这个呢？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在世界舞台上宣扬中国的机会，我们都不应该失去。
当长城协会提出来，长城在10名之外的时候，国民哗然了。如果长城真的入不了前10名或者入不了“世界新七大奇迹”，怎么办？我们还有没有能够让长城进入前7名的努力空间？所以“凤凰”非常果断地决定，我们一定要参与其中，最后我们是付了钱的，拿出了真金白银，参与了这项活动。
我们在最后48小时拿到了转播权。这个活动是在2007年7月7日评出七大奇迹，在2007年7月6日晚上12点结束所有的网上投票。就在截止投票的前48小时，“凤凰”发力了，我们向我们的观众呼吁投票。果不其然，“世界新七大奇迹”评委会主席告诉我们，在48小时之内，中国的网民投了1300万张票。（全场鼓掌）参与这个活动的网民一共1亿多，48小时之内中国的网民就为长城投了1300万张票，所以长城昂首挺胸，拔得头筹。（全场笑，鼓掌）
当长城的图像出现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激动。但是，激动之外，也感到非常悲壮，或者说悲凉。我们看到现场一共21个入围的奖项，获得其他20个奖项的国家的旅游部长、文化部长全都亲临现场。葡萄牙的总统和总理，没他们什么事，他们的景点没一个得奖的，但是他们全到了现场。那些入围国家的群众载歌载舞，人多势众，摇旗呐喊，给我们送了不少宣传资料。但是在现场的中国人，不到10个。除了长城基金会两位领奖人之外，就是“凤凰”的几个人了。现场的观众一共65000人，现场的华语媒体只有“凤凰”一家。
现在我们想一想，如果长城没有进入前10名会怎么样？我们再想一想，如果长城得了第一名，而现场没有一家华语媒体，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感到非常孤独，我们感到非常悲凉，我们希望以后我们不会再孤独了，我们永远不再孤独了。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喻国明：传播的力量与话语权的构建
（刘长乐演讲结束后）
主持人：谢谢刘先生！在刘长乐先生北京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字，是他父亲在92岁时题写的，上面写着“知足长乐”。上次我们专访他时问道，凤凰卫视要做到什么程度，刘先生才会知足？他坦诚地回答说，从未考虑过。相信，在追求良知的路上，刘先生和凤凰人是永不会知足的。不过，我们还是祝愿，长乐常乐！（全场鼓掌）
说来凑巧，今天的三位嘉宾都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范敬宜先生年少时在上海求学，刘长乐先生出生在上海长乐路，（全场惊叹）喻国明先生虽然现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但也是在上海出生的。作为一位学者，喻先生一直跟新闻传播领域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无视传播领域的瓶颈问题，是勇气和责任感缺失的表现。有责任，有勇气，才会更有力量。让我们欢迎喻国明先生演讲！（全场鼓掌）
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跟老子所说的水性是非常接近的，它的作用无所不在
今天的主题是讲媒体的责任问题，责任总是跟权力、影响力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说到权力，我们常常想到的是那些硬力量，比如说军队、警察、法庭这些国家机器，但除此之外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构成一种社会权力，其实有三大类型，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铁血力量，就是军队、警察、法庭这样一种硬力量，第二种就是财富和资本的力量，第三种力量相比前两种要软一点，就是传播的力量，传播也是一种权力。
这种权力有什么样的性质呢？我想到一个典故：传说孔子去拜见老子，华服盛装。老子见了以后很不开心，觉得一个年轻人搞那么多形式主义干什么。所以很郁闷，半天没说话。孔子很着急，说，老师啊，你还得教我点真经啊。老子说，那好吧，我考你一个题目，嘴巴里什么东西最坚硬？孔子说牙齿最坚硬。那什么东西最柔软？孔夫子说当然是舌头最柔软。老子就张开嘴巴让孔夫子看，说你看看我现在的嘴里还剩下了什么？在空空荡荡的嘴里边只剩下了舌头，而没有牙齿。这就是老子给孔子上的一堂课。
老子在《道德经》里边特别欣赏水的这种品性，他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我觉得，传播作为一种资源，一种社会力量，跟老子所说的这个水性是非常接近的。它无所不在，它在现代社会当中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5年前，有一位叫约瑟夫·奈的美国学者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软实力”，他把传播的力量也列入到“软实力”的范畴之内。事实上，今天媒体的责任之所以越来越重，社会对媒体的要求越来越高，这跟一位政治学者所说的话是一致的，就是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如果你不去自觉地履行这种责任的话，社会就会用一种或柔性或刚性的方式强迫你去执行这种责任，这就是今天我们媒介所面对的现状。
社会越是发展，人们对传播这种力量的依赖程度就越高。一般来说，军队、警察、法庭只能在一些大秩序的维护和边界的制定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而资本的力量，财富的力量只能在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起作用的领域里边发挥自己的资源配置和功能协调的作用；而传播在整个社会里的作用应该说是无所不在的。控制论专家维纳曾经说过，传播是社会得以联结在一起的黏结剂。这就说明了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现代管理和社会权利基础的重要的支撑地位。
“我只喝”百事可乐、“我就喜欢”麦当劳，源自传播的力量给人们的心灵打上烙印
今天，我们强调传播的影响力，事实上我们媒体的责任源自于传播的影响力，而这种传播影响力的构成跟这样几个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策略是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就是社会的有机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越来越表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性质，人们之间的生存和发展跟其他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我们忽视社会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部位的生存和发展的要求，反过来会使整个社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什么叫社会的有机化程度？就是彼此之间的利益相关的这种联系的长度和宽度。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比如说一个自行车的不同部件之间的联系相对来说是比较稀疏的，如果有一个螺丝钉，有一个车条出了问题的话，如果不是很讲究的人，照样可以骑着走。但是一架航天飞机有上百万个零件，这上百万个零件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造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时爆炸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密封圈出了问题。
所以，在现代社会有机化程度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做得不够有质量，不够有效率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出现诸多问题，甚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协调当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就是媒体和媒体所进行的传播。应该说在这样的一种传播力量的使用当中，既有效率问题，也有方向问题，这就是传播的力量在使用当中的政治和经济按照谁的意图发展，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最有效率，这就是现代社会对于传播的一种要求。
第二种就是现代由于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的客观差异越来越小。比如说各种品牌的电视机、矿泉水，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饮料、服装等等，实际上它们的差异真的变得越来越小了。而今天的市场已经不属于物理层面的性质了，很多企业家和政治家都认为，无论是政治市场还是商业市场，真正的空间是人们的心理空间。也就是说，今天人们要使自己的产品、自己的服务能够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能够有一定份额的话，主要不是靠产品的客观品质、客观差异，而在于能否接通人们的心灵，能否进入到人们的生活状态当中去，成为人们心灵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样的一种心理烙印、心灵烙印的造就，必须要通过传播来加以实现。
比如说饮料，无论是百事可乐也好，还是可口可乐也好，我喝起来觉得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新闻学院有一位新留校的女教师，她说不一样。她说，喻老师你们真粗糙啊，我喝可乐只喝百事可乐，决不喝可口可乐。为什么呢？她说这不是我有意这样的，我一喝可口可乐胃里就有生理反应，就反胃酸。喝百事可乐就越喝越爽。
真是这样吗？我们有一次几位老师在一起吃饭。当她去洗手间的时候，我们几个临时作出了一个动议，就是测试她一下，把6个杯子都倒上了可乐，等到她回来之后我们很虔诚地对这个小女生说，唉，我们这些老男人活得真是很粗糙啊，点化一下我们吧，哪杯是可口可乐？一看老师们如此谦卑，她大受感动说：“好吧，为了老师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也就牺牲一把了。不然平时我是不喝可口可乐的。”（全场笑）她就开始每杯都品尝了一口，然后很肯定地说，这两杯是百事可乐，好喝。那4杯是可口可乐，我喝了胃里边就咕噜咕噜。后来我们说你应该咕噜咕噜，因为这6杯都是可口可乐，本店只卖可口可乐。不信你看，我们倒饮料的瓶子还在这儿呢。（全场笑）
她一下就叫起来说，唉，你们这些“老”老师，真不厚道。（全场笑）但是我们又追问了一句说，那你以后还只喝百事可乐，不喝可口可乐吗？小女生说，我就爱喝，怎么了？（全场笑）
小女生嘛，她天然有不讲道理的特权。（全场笑）但是这句话非常经典，它跟麦当劳的一句广告语非常接近，就是“我就喜欢”。
“我就喜欢”讲的不是产品的客观差异，而是讲产品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和情感，我跟它之间的联系。人在消费物质产品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消费的不是物质本体本身，而是把90%以上的费用花在了精神性的、有一点飘忽不定的比较软的附加价值上面。而这个，就要依靠传播的力量来实现。
构建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话语权的和谐，话语表达的和谐
第三点就是今天的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尽管我们觉得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的信息越来越多，但实际上我们对于世界图景的认识越来越远离现实。
有社会学家指出人们在现代社会，对于现代社会图景的认知，90%以上的知识、内容和信息不是通过自己亲身的感受、经历所获得的，而是来自于社会传播，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给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关于非洲人的印象，我们关于阿拉伯人的印象，我们关于以色列人的印象，我们关于基地组织的那些成员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CNN、美联社这样国际知名媒体的选择所造成的。但是如果你到阿拉伯世界里面去生活一两年，你跟非洲的老百姓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之后，你会发现，你当年的印象跟亲身感受的印象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种差距在80年以前有一位美国学者李普曼曾经说了，这就叫做媒介所构造出来的假环境。这个假不是说那个点上，那个信息上造假，而是由于它的片段性的选择所造成的社会图景跟真实世界之间的一种差距。所以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大众媒介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跟现实的世界是有距离的。而如果我们在社会图景构造当中不施加我们的影响，不施加我们的某种力量参与的话，也许在这个世界的图景形象的呈现当中，我们的形象、话语就会被扭曲，我们的利益就会被忽略。这就是今天为什么人们要参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成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扭结在一起的竞争、争夺、控制的焦点的原因之所在。
第四就是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人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说话的年代。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解决了温饱之后，人们的社会参与、社会表达就成了主要的目标追求。
今天我们讲和谐，它有两个基本的含义，第一个它强调的是对于多元的政治和利益现实的一种承认。和谐的前提就是承认利益的多元化、话语表达的多元化。第二，和谐的目标是建立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制度安排、社会机制上，彼此之间要充分地尊重，用制度化的方式使我们的利益联结在一起，和而不同，共同发展。这就是和谐理论的一种深刻的含义。而所有的社会和谐的制度也好，现实也好，它的构建前提和基础就是话语权的和谐，话语表达的和谐。
日本有一位军事史的专家，他研究了近200年的战争史。他研究出来的一个结论说，近200年大大小小的战争，其中95%以上都是原本可以不用以战争这种极端的冲突形式来解决的，而造成这种冲突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信息的阻隔、信息的误读和他们之间的偏见。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要解决今天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在传播方面如何建立起相应的机制，消除偏见，消除隔阂，进而使社会冲突降低到社会发展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进行社会传播不是靠具体的事件、具体的技巧，而是要求我们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用一种对社会整体发展负责任的精神、态度和心态
如何来行使自己的传播权？有些人是依靠政治上的强力，也有些人是凭借经济上的强力，比如比尔·盖茨这样的世界首富，他的资本的权力、财富的聚集使他在社会上很有话语力量。在座的同仁们，因为专业，因为我们的岗位，天然地接近信息的通路，所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执行和操纵着社会话语权。我们身上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职责。如何来担负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社会职责，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但是我想用读书的“三界”来解读这样一个基本逻辑。
为什么讲读书呢？因为读书是人们接收信息的过程，如果我们对信息接收的过程有一个深刻理解和把握的话，我们对于如何来进行话语的表达和信息的传播，就有了一种更加深刻和本质的把握。
读书的第一个境界就是通过符号的接触，文字的阅读。我们读到一篇故事、一个知识、一个理论，我们由此有一些收获，这就是语意的解读。如果你连这个层次都达不到的话，那么你就是文盲、科盲、外语盲。这是任何一个读书人都能达到的最起码的境界。
读书的第二个境界是，你不但读到了一篇故事，读到了一个科学道理、一个新闻事件，同时你还要知道这个故事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法编制出来的，这个道理是通过什么样的逻辑论证出来的，这个新闻是用什么样的结构表达出来的，这就是内行。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任何一个新闻人，他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媒体人的话，必须要有这方面的专业技能、专业技巧、专业知识，这是必需的。
当然我们知道，成为内行并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知道得越多，可能就越痛苦。我有一个朋友是音响发烧友，他把他所有的闲钱几乎都花在他家的音响上边了，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以及财富。突然有一天他对我说，喻老师，我听不懂音乐了。我说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的人为什么对音乐一下就失去了美感了呢？他说，我现在一听到音乐呀，怪了，我听到的不是音乐本身，而是音乐后边的器材。我总觉得那个喇叭有点闷，（全场笑）那个电阻好像功放还不够提升，这个线材是不是对音乐的传输有点问题。这是内行啊，我们是听不出来的，他能听出来。但是他能听出来以后，他就失去了对音乐欣赏的美感，这就是内行的必要代价。
就像我们做电视，做报纸，外人看起来很神秘，很浪漫，是无冕之王，但是我们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我们那个无冕是无冕，但是不是“王”，恐怕大家心里都明白。我呢，也就是一个干事儿的，离“王”还远着呢。（全场笑）
这是一种痛苦。但是这还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读书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摸到一个故事、一篇论文、一项政策、一个法律的价值底牌。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个故事，制订这样的一个政策法律，他的立场，他的目标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价值底牌。而把一本书从厚书读薄，读成一张纸，读成一段话，这才叫把一本书真正读懂了。要读懂一本书，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出来的。那么反过来说，我们要来进行社会传播的时候，首先不是靠具体的事件，也不是靠具体的技巧，而是要求我们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用一种对社会整体发展负责任的精神，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样的一种心态。
媒体人只要能够恪尽职守，就能够写出“兔子打败狼”的奇迹
我们辨别事实，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对于社会发展“问题单子”的把握。
我们看到有些媒体很热闹，接触率也很高，什么阅读率啊收视率啊也很高，但是人们提到它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个媒体不值一提。为什么？这个媒体我可看可不看，它对于我来说不重要。而有些媒体也许它平时没有那么热闹，或者说有些记者平时所做的报道可能不那么受关注，但是他有一两篇报道深刻地把握了社会发展“问题单子”中的那个关键点，回答了那个问题，那么他就被人们记住了，他就在整个社会文明进程当中发挥了他自己的作用。也就是说，今天在媒体工作者当中比拼的并不仅仅是技巧，也并不仅仅是一些机会之类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要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认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汤因比曾经说过一句话：“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媒体人的责任，就是要勇于摸清楚那些处在挑战和应战状态当中的人在实践当中的“问题单子”，并且用我们的能力，用我们的智慧去给他们提供帮助，一种智慧的支持、信息的支持、知识的支持，这样我们的专业能力就能够融会于社会发展的潮流当中，我们的价值才能有所体现。
第二点，我们要站在社会面的角度，要有一种超出所谓利益集团的高度，实现一种社会平衡。今天，社会在传播领域里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话语表达的不均衡。我们说媒体人常常要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并不是说媒体人天然是弱势群体的代表，而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由于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信息获知，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失，但是整个社会如果缺少了对他们的关注和基本信息服务的话，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阻滞，绝大多数人就要为此而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是从一个更高的高度对这个社会发展的总体来负责任，所以我们不是某一个利益群体的天然代言人，而是要自觉地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该说，这是我们尽自己的社会责任的特别重要的两个基本点。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变革时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和新现象，但是这正是我们媒体人的幸运所在，因为我们身处于一个日益兴旺强盛、备受关注的国家，任何对于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其实就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事件。所以我们媒体人在这个进程当中，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手机上的段子，它讲的是有一只兔子在写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叫《兔子如何打败狼》。狼看了以后大笑，说你这简直是开玩笑，你的论据在什么地方啊？兔子就指着后面的山洞说，论据在那里面。狼很好奇，想进去看看究竟。进去后定睛一看，大惊。为什么？他看到了一只狮子正在那儿剔牙呢。狮子对狼说，写论文还要什么论据呀，关键是看导师是谁啊。（全场大笑）
中国的媒体人也许是只兔子，但是中国社会应该是一只已经睡醒了的狮子，由于有这样的一只狮子，我们媒体人只要能够恪尽职守，就能够写出“兔子打败狼”的奇迹来。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