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晚报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出色的女外交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章含之，《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三位虽然凝注于不同的事业，不同的领域，虽然经历过不同时代的风云，但是对于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的女性，在昨天下午汇聚一堂，于第九届解放日报文化讲坛共论和谐文化与人文情怀，并相继陈述了各自的最大愿望———章含之，愿文坛相亲不相鄙；于丹，愿用生命激活经典；敬一丹，愿能放大弱者的声音。

　　章含之：愿文坛相亲不相鄙

　　在今天这个多元化时代，文化综合融会，怎么样将传承和今天的文化更好地结合，章含之与其说是在演讲，不如说是在呼吁：“我希望把中国的文化传统让年轻一代更好地继承下去。我的父亲章士钊是一个大学问家，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不能上学，我父亲就让我跟他学点诗词，我当时就不同意，说谁学那个东西，到了今天后悔莫及，多少年来这是我心头的缺憾，我失去的时间已经不可挽回，没有失去时间的年轻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我在作国家领导人翻译期间，最怕的就是文化，碰上这些传统文化我真的是很紧张，而且这种文化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培养起的，如果这种教育能够继续下去，可能我会好一点，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是在上海的震旦，有一个老先生教我们《孟子》，那时候我十一二岁，我唯一记得的是那个老先生教我的，而且那个先生教的是上海话，我却深刻记忆到现在。所以文化的东西，这种传承的确需要很早开始。”
　　面对如今文坛纷争无数，章含之以自己的父亲亲身经历作为例子，讲述了她的最终文化心愿———愿文坛相亲不相鄙：“我老搞不懂文化界老打来打去是怎么回事，当年父亲和鲁迅以及胡适都有过争论，胡适是新文化的带头人，父亲是旧文化的维护者，他们两个人意见很不合，有一天我父亲就跟胡适两个人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我父亲把这个照片拿回来了，然后给胡适寄去了一张，他信里面说：‘咱俩争论半天了，现在我们俩照了一张相，我在背后写了一首白话诗给你，你要是给我面子，你拿古文给我写一首诗。’我在这里念一下他们俩的诗，我父亲那首诗说：‘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博，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三五十年后，这张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胡适也在照片上写了一首诗，特别是最后两句，我希望我们的文化界也有这种精神：‘但开风气不为师，共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于丹：愿用生命激活经典

　　于丹因《百家讲坛》而火，畅销书热卖无数，她用文化体验阅读经典，因为有了文化的陪伴而变得厚重而温暖：“其实什么是文化？我想一想今天我之所以解读论语，解读庄子，是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陪着我成长，用我们自己的气息、体温、生命的质地进行我们的体验，而且文化的温度如此亲近，把我们含蕴其中。在今天这么一个场合我不说更多的概念，只说《论语》中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在两万多字的《论语》中，109次提到‘仁’,大家共处我们这个社会的准则，儒家思想所有源头的核心就在这个‘仁’字上，当学生问孔子什么是仁，他的解释就是爱人，每一个人都想在这个世界上树立，用树立自己的心帮别人也立出来，可谓‘己欲立而立人’，每一个人都想在世界上发达，用发达的心帮别人发达，可谓‘己欲达而达人’，离你最近的这些人有困难施于援手，可谓‘可谓仁之方也已’，这就是仁义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身边人，眼前事，现在做，其实我理解‘仁’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于丹的理解也有“有理说不清”的时候，不但要面临许多争议，也面临着许多难以回答的提问：“我也遇到过孩子们问我，‘在当今这么一个竞争社会，仁会不会让我失去了一些机遇，在现今这个环境里我怎么做才能做到仁爱呢？’‘恭、宽、信、敏、惠’，有此五点你就做到仁了。我看儒与道看似两个体系，但是用一个名义就可以打通，那就是生命的名义，我们不需要学礼的名义，我们只需要以生命的名义去感受它就够了，因为这种感受可以让它在我们遭遇很多困顿的时候真正出来拯救我们。”
　　于丹认为，今天的社会正在一个文化生态上完成着转型，“我想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需要一种生命的力量，当它作为一种生命的力量从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光阴中走过的时候可以获得一种更恒久的价值，那是一种草根的价值，是一种中国人可以分享的文化权利，是我们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在价值判断出现迷惑的时候可以依托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完成同一件事情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激活经典，让文化穿行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文化的穿行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欢乐和生命的骄傲。”

　　敬一丹：愿能放大弱者的声音

　　作为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声音”是敬一丹非常喜欢的一个词，在众多纷繁喧嚣的声音中，放大弱者的声音一直是她的追求。
　　敬一丹做了一系列关注贫困的节目，同事就这样评价，“敬一丹是最主动谈起农民话题的主持人”，而敬一丹却认为：“能不能谈到点上，能不能唤起更多人的关注，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多年前当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时，自以为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到了节目组不久后，发现自己没有准备好一件事，那就是怎样面对铺天盖地的观众来信。“《焦点访谈》的观众来信的落款都非常长，比如说湖北省黄冈地区麻城三河乡某某村第二村民小组，它已经角落得不能再角落了，而打开信什么内容呢，不平、冤案、申诉，全都是民怨，每次打开这些信封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众声喧哗，而让我有压力的是这些信都写着敬一丹收，如果这信封上写着《焦点访谈》编辑部收，我会觉得这个压力是大家来承担的，这个托付是给大家的，但是点名写到是敬一丹收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拆，不能不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托付。我从不把《焦点访谈》仅仅看作是一个栏目，在中国有很多渠道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的托付，老百姓在给我们的来信中称我们‘青天’，这谁能担得起，尤其是写给一个主持人的时候谁担得起？”
　　在敬一丹声音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沉甸甸的媒体责任：“我一直觉得能不能放大弱者的声音，眼里有没有弱者，这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可以用来看人，可以用来看记者，可以用来看社会，如果对弱者的声音长时间地忽略，它不仅仅是不人道的，不平等的，它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谁跟谁没有关联？谁跟谁都有关联，而当一群人的声音长时间被忽略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它的结果，那么我们能不能从今天开始不忽略那些弱者的声音？但是媒体好象有一个先天的特点，就是来凑热闹，记者唯恐天下没事，唯恐不热闹，做锦上添花的事情那是不需要动员的，在这种时候有没有一种自我提醒，要看到角落，要看到金碧辉煌后面的阴影，这样你看到的才是多角度的，全方位的，接近于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