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嘉宾在文化讲坛上。 解放日报记者
王君武摄
解放日报记者 支玲琳 黄玮
三个女人一台文化。
当章含之，从那厚厚的大红门和风云际会的外交生涯中走来的时候，
当于丹，从“百家讲坛”的红火和《论语》《庄子》心得中走来的时候，
当敬一丹，从主持的一档档品牌栏目和朴实无华但满是力量的声音中走来的时候，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九届“文化讲坛”演绎着的正是———三个女人一台文化的美丽与优雅。
三位嘉宾走过各异的人生舞台、不同的生命历练，昨日步入“文化讲坛”，展示出她们的文化思考和人文追求。讲坛上，是嘉宾们精彩的讲演，讲坛下，是与会者入神的聆听，一种默契与共鸣在无声流转。而当讲坛上下进行热烈互动的时候，则呈现出另一种交流的畅达和丰富……
掌声和笑声，总是响起。
无声却更有力的，也许是那些没有表达出来的。
三个小时，虽只是短短片段，却余音绕梁。因为彼此心中拥有了的那一份感悟……
章含之：真的缺憾
章含之散发出智慧女子的馨香和沉静。 新闻晨报记者 纪粤鸣
摄 一身红装，满头银丝，昨天的章含之很是“抢镜”。然而，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之后、曾经外交场上的风云人物，章含之的开场白却谦逊得出人意料———
“我今天其实是要讲自己的缺憾。我最缺的就是文化底蕴，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我这不是谦虚的话，是真正心里头没底。”章含之以其真实的缺憾来切入文化的话题，一下子就打动了观众。
回忆前尘往事，章含之率真而可爱。她回忆起1974年周总理接待斯里兰卡班德莱夫人之时，身为翻译的她，就曾因国学功底不扎实而遭遇尴尬。当时班夫人对周总理说，总理阁下，我现在面临很多问题，我到中国来是希望你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当时周总理谦虚地回答，我非常愿意跟你探讨这些问题，但是我不能给你决定任何事情，因为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我当时就傻了，这个越俎代庖怎么翻？当时总理看了我一眼回头，就很感叹地对班夫人说，你看看我们这个翻译，他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可是这么简单一个成语她翻不出来。然后总理就告诉我，跑人家厨房里替人家做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无地自容。”
“身为翻译，我的记忆力挺好，但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最怕的是文化，碰上这些文化我真的是很紧张，好几次总理真的是给我当头一棒。”面对“往事不可追”，章含之昨天在现场告诫道：我失去的时间已经是不可弥补了，没有失去时间的年轻人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走入人生的深秋，经过岁月的积淀，言谈中的章含之所散发出来的是一个智慧女子的馨香和沉静。
作为文化讲坛的嘉宾，章含之当然没有忘记“和谐文化”这个主题。对于当下的文化生态，章含之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我老搞不懂文化界老打来打去是怎么回事，这个人说那个人不好，那个人说这个人不好。”为此，她叙说了当年的一段趣事。“胡适是新文化的带头人，我父亲是旧文化的维护者，他们两个人意见很不合，有一天我父亲就跟胡适两个人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我父亲把这个照片拿回来了，然后给胡适寄去了一张，他信里面说，咱俩争论半天了，现在我们俩照了一张相，我在背后写了一首白话诗给你，你要是给我面子你拿古文给我写一首诗。后来，胡适就在另一张照片背后用文言文写了诗回赠我父亲。我鼓励这样的争论，我希望我们的文化界也有这种精神，”章含之殷切道。
于丹：如此简单
于丹带来浓浓诗意。
本报记者 金定根 摄 走下荧屏，端坐台上，英气不失妩媚。真不负易中天的那句———于丹真棒！
有了于丹，也让“文化讲坛”的三位嘉宾有了更多的“交集”。章含之说，我也是于丹教授的一个观众。于丹教授可能不知道，我们家老乔1937年在德国做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庄子哲学的。但是惭愧得很，有一次我读他的庄子哲学论文我是一窍不通，什么也没看懂！而敬一丹，早已习惯“一般听过于丹讲话以后，我需要停下来一下，因为她的讲话特别密集，我往往需要想一下，领悟一下。”
而于丹则以她优美的表达，再次呈现出自己对于文化的诚挚敬意。“什么是文化？文化永远不是一块化石，我坚信文化是活着的。文化并不仅仅是象牙塔里面的一些发黄的淀积，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在整个社会生态中完成我们对文化的解读，更完成我们对文化的构筑。其实解读的目的是一种建设，是我们每个人活在当下用生命诠释了经典。”文化于丹，首先扑面而来的是浓浓诗意。
但是于丹谦虚，说自己“不敢担文化人这个虚名”。她坦言，之所以今天她会去解读《论语》、解读《庄子》，只是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陪着我成长”。“文而化之，它是用我们自己的气息、体温、生命的质地进行体验的全身心投入，不是一种毕恭毕敬的敬而远之，其实真正的经典和圣贤永远都会朴素到让我们热泪盈眶。”在于丹看来，文化的真谛如此简单，而这简单确又如此不易得，需要最澄澈的心灵去体验去实践。
作为“老师于丹”，她对文化价值还有着更具体直接的思索：“在大学里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令我痛心疾首的事情，就是这些专业尖子，这些学习这么好的孩子，但是他们的人格和心理有那么多的脆弱和忧伤不堪一击。其实我也在想文化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它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知识，是生命剔透的智慧，是需要我们扛过苦难，最终拥有坚定的内心。”在这个文化生态大转型的年代，我们需要一种可以让人重塑内心、重归理想的力量。文化可以成为这种力量吗？于丹的回答是肯定的：“它是我们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在价值判断出现迷惑的时候可以依托血液中的基因，它让我们在生命的历程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欢乐和生命的骄傲。”在她看来，儒也罢，道也罢，中国文化也罢，西方文化也罢，当它作为一种生命的力量，从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光阴中走过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获得一种更恒久的价值。
敬一丹：感同身受
面对那些贫苦和柔弱，敬一丹依然能拍案而起。 本报记者 张春海
摄 以人们熟悉的主持人风采出现在观众眼前的敬一丹，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上出色完成的是演讲嘉宾的使命，神态端庄，声音深情。
敬一丹有句名言：一个记者，没有去过夏威夷不丢人，没有去过贫困老区、不知道民生困苦就丢人；一个记者，不知道一只鲍鱼值600元还是800元不算孤陋寡闻，但是不知道这600元或800元对于一个失学儿童意味着什么，就是孤陋寡闻。在“文化讲坛”现场，敬一丹让很多在场的记者领悟到了另一个道理：一个记者，能对民生困苦保持一年或者两年的痛感和敏感并不难；难的是，20多年的记者职业生涯中，当她面对今天依然存在的那些贫苦和柔弱时，依然能拍案而起，依然能痛到流泪。
昨天的敬一丹，用她亲身经历的几个故事，让在场的记者感同身受，感动不已。
敬一丹的同事做过这样的评价，敬一丹是最主动谈起农民话题的主持人。敬一丹说，谈不谈这个话题，并不是标准，关键是能不能谈到点子上、能不能唤起大众的关注，这是我们要做的。有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人怎么也不相信，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会有令他们无法想象的贫困，这是谁的责任？这是记者的责任，媒体的责任。如果我们的记者不能走出都市、走进山沟，把看到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呈现给社会的话，这是失职。
长期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照不到光”的角落，敬一丹难免“郁闷”。刚到《焦点访谈》的时候，看着雪片般的观众来信，面对着来自基层的呐喊、呻吟，敬一丹是“越看越郁闷，特别郁闷”。有的时候，甚至郁闷到快中午的时候一点食欲都没有。敬一丹回忆着那段时光，“那个时候崔永元的办公室就在我们一个楼道，到了中午我就放下《焦点访谈》那些郁闷的信，到崔永元的办公室看看大家给他写的信。早期的《实话实说》栏目收到的来信都是非常有趣的，我看完那些信之后就不那么沉重、郁闷了，可以去吃饭了。”
其实，敬一丹“郁闷”，不仅仅为她听到的声音，更为媒体应当如何发出声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在2003年央视新闻频道开播时，敬一丹提议创办《声音》栏目，担当起“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的职责。
也许正是这份“郁闷”成就了敬一丹的坚持。“十几年前，我在第一次获得金话筒奖的时候曾经来上海，接受采访时我被问到对自己话筒前的生涯怎么理解的时候，我说我工作一部分的意义是为了那些看不到电视的人，十几年以后我依然这么想。”
雷动的掌声，是给这份坚持最好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