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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乡恋》这首插曲开始流行开来。
“大陆有个‘李丽君”
谁知，《乡恋》流行开来，却变成了罪孽。
改革开放之初，具有“低、慢、弱、软”特点的港台流行歌曲进入大陆。当时港台歌曲的代表人物邓丽君，受到了激烈的指责与攻击。“情操低下”“亡国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帽子，都扣到了邓丽君头上。
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
1980年2月10日，《北京音乐报》刊发文章说：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中的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流行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一首情歌”，显然指的是《乡恋》。
2月25日，《北京音乐报》又在头版刊登文章说，《乡恋》拟人地怀恋故乡，但抒发的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3月25日，李谷一在《北京音乐报》上发表文章，对在演唱中运用轻声和气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轻声和气声的运用，是表现歌曲内容和情绪的技术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在西洋唱法和我国戏曲、民歌演唱中都是存在的，不能与外来的和港台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论。
但是，一些人显然听不进李谷一的辩护。4月，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让人给李谷一捎话，警告她如果再这样走下去，这里便没有适合她表现艺术才华的土壤了，只好请她另谋高就。
就在李谷一接到这道通牒后不久，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对《乡恋》又展开了新一轮围攻，一位负责人点了《乡恋》的名，措辞严厉。
“解禁了”
在一片批判声中，支撑着《乡恋》创作人员的是热心的观众和听众。
1980年夏天，就在《乡恋》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李谷一演出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表现出对《乡恋》的巨大热情。
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寄来了1000多封支持信。一位听众在来信中说，“他们说你是黄色歌曲，说你是黄色歌女，但发生在演出大厅里的奇迹，那无数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诬蔑的最有力的否定。”
民众的支持给了李谷一及伙伴们极大的鼓舞。1981年除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春联欢会上，参加演出的李谷一事先听说邓小平同志会来观看晚会。她就与伴奏乐队商定，小平同志一到，马上起奏《乡恋》，她要把这首歌唱给小平同志听，让他评评理。遗憾的是，那天小平同志没有来。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出现时，李谷一毫不犹豫地唱响《乡恋》，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那是一个变化迅猛的时代。时间仅过两年，用音符体现政策，用旋律区分路线的观念，已经淡出人们的头脑。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解禁的日子。日前，上海东方卫视《非常记忆》栏目邀请了那届春晚的导演黄一鹤以及主持人姜昆，还有李谷一等人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晚会现场设置了4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刚开始不久，记录电话的小女孩就端着一个盘子走到黄一鹤面前，上面放着的点播条都是点《乡恋》的。
这让编导为了难。“因为这是禁歌。禁止的东西如果在电视里播出去，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是捅破天之罪，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要出问题了。”黄一鹤说。
当时，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镇晚会现场。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老头去”。小女孩走到吴冷西面前，递给他点播单。起初，吴冷西看了之后摇摇头。几分钟后，小女孩又端来一盘，还是《乡恋》，吴冷西还是摇摇头。又过了一会儿，又端来一盘。
连续递了五六盘后，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汗也下来了，在黄一鹤面前走来走去。“他在思想斗争，”黄一鹤说，“电视点播，点了不播，不是欺骗群众吗?”最后，吴冷西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说，“黄一鹤，播!”
黄一鹤一听让播，心里高兴极了。可是，他们没准备伴奏带。他赶紧问在场的技术部门，谁家里有《乡恋》。一个小伙子说，他家有。黄一鹤说，赶紧去拿。20多分钟之后，这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把带子取回来了，跑了一头汗。
这时，李谷一已经唱了8首歌，并不知道幕后发生的这些事。她突然听到主持人姜昆、刘晓庆拉长了音报：“乡——恋——”惊讶之余，李谷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三个字：“解禁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13期作者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