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35岁，工人）
1979年插队十年的我回到上海，那时年龄已经不小了，谈了几个对象都不是很满意。有一天我在家看电视剧《孟丽君》，突然想起我插队时的一个姓孟的女队友，一想到她，在我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在农村集市上她背着布包，笑盈盈的，非常精神。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勤劳、朴实和健康。
其实插队时，我对她是有过想法的，但是由于她父亲是中层领导，而我们家条件很不好，这种差距让我没有勇气向她表白。这一次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她写了一封信，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思。她收到信之后给我写了回信，当时我们两个年龄都不小了，也都明白谈恋爱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家。
第一次去她家，我带了两张电影票，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印度电影《大篷车》。她那时在纺织厂工作要三班倒，很辛苦，所以电影看到一半就睡着了，而我还是津津有味地把电影看完了。人好、老实是当年择偶的最重要标准，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她爸妈觉得我这个小伙子还不错，我父母也觉得她勤劳能干，而且当时单位分房子需要结婚证明，所以我们就在1981年登记结婚了。
这张照片是1982年元旦拍的，虽然只是普通的黑白照，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这张照片珍藏着，因为这不仅是我们的结婚照，更是我们对那段知青岁月的纪念。由于我们当年插队是在一个大队，那段年月也成了我们俩这么多年来的共同回忆。
于上凌（19岁，农民）
我是1969年去吉林插队落户的，和另外七位上海知青在一个叫苇子沟的地方开始了我们的集体户生活。我们集体户里有四个女生，四个男生。照片是上海慰问团帮我们四个女生拍的，戴眼镜的就是我，大家肩上背的是当地朝鲜族人干农活的短锄。
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到田里干活，如果碰上民兵义务劳动，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黄昏时分其中一个人先回家做饭，其他人天黑收工后才能回去吃饭。吃饭是我们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候，我们会聊很多自己白天碰到的新鲜事，比如当天在地里干活时来了一列火车之类。吃了饭还不能睡觉，要参加生产队召开的社员大会、民兵会或妇女会。干了一天活，我们已经很累了，于是开会的时候经常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开完会已经不知道几点了，没有月亮，更没有灯。我因为视力不好，基本上看不见面前的路，所以总是扶着其他人才能回家。
进了集体户，我们买了一只小狗，最多的时候是四只，每当我们从外面干活回来，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就看到它们向我们扑过来，因为我最喜欢小狗，所以它们亲过了其他人后都到我身边来围着我亲热。小狗和我们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但是吃不饱的时候老乡们看到小狗就眼红，就想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卖钱，我们虽然不舍得但是也没办法。由于我和小狗最好，老乡们就要我往狗身上套绳子，看着狗乖乖地进了我拿的绳套，心里真不是滋味。
每年的八、九月份是最难熬的日子，上半年的粮食吃完了，下半年的还没有着落，于是只能靠田里的玉米和地瓜充饥。每天都吃这两样，大家都开始厌烦了，往往早上做熟的两大盆玉米或地瓜粥，晚上还是原封不动地搁在那里。有的男生实在受不了，只好穿上棉大衣趁老乡不注意，把他们家养的鸡鸭带回来解馋。
王来娣（13岁，学生）
我和蓝明华、黄招娣是一个弄堂里的，我们都是苏北人，三个人在同一所小学，那时候的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要好得很。1962年小学毕业，同窗6年即将分开，女生们都依依不舍，就以互赠照片或者拍摄合影照表示留念，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三个一起拍的，坐在前面的是黄招娣，左后面的是我，右后面的是蓝明华。由于我比较白净，所以我们三个被同学们称为黄白蓝三色姐妹花。
上了中学后，感觉和在小学时不一样，小学时完全没有精神压力，无忧无虑的，而高中开始觉得思想负担很重。我是1968届的高中生，1969年我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八年。刚去的时候觉得非常苦闷，高中时想当医生的愿望破灭了，而这期间我的母亲生重病，我却没办法在她身边尽孝，心里很难过。所幸我遇见了自己的丈夫，我们1976年在贵州结婚，1977年回到上海。
蓝明华由于家庭的缘故，初中还没有毕业就主动报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年她还不到17岁，她也是我们小学同学中第一个到外地的。后来接到她的信才知道她在新疆一个叫库尔勒的地方，她后来回上海探亲还约我一到去杨浦公园玩，我们拍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现在还在我家放着。黄招娣是我们三个中最顺利的，她初中毕业后直接进了工厂，在厂里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
2006年3月我们小学同学聚会，黄招娣拿出了1962年我们的合影。一个男同学看到后，让我们3人按照原来的位置坐下，按动快门又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