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清朝雍正皇帝的一些资料，意外发现这位即位后实行“大清洗”的“圣君”居然也是一个热衷于放道德卫星的人。
　　雍正在道德教化中最喜欢的一件事是奖励拾金不昧。1727年，一个锄草的满人在送钱粮途中，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便呈报了有关官员。雍正得报大喜，说：一个卑微的夫役不贪捡到的财宝，实属可嘉，那个元宝就奖给他吧，并命在八旗中宣传此事。开了雍正朝嘉奖拾金不昧事迹的先河。
　　从此各省呈报路不拾遗先进事迹的奏折纷至沓来，“好人”也不再限于底层夫役，而是各行各业各种类型，“好事”也愈来愈奇了……终雍正一朝，此类道德卫星就没停过。
　　乾隆继位，对道德卫星却远不像他老子热衷，他规定：若真有拾金不昧的道德君子，地方官员可以酌量奖励，但不准向上司申报，总督巡抚等高官也不得借这一类事上奏。原来，就在雍正大张旗鼓地褒奖“好人好事”时，许多地方出现了作弊现象：既然上交“遗金”不仅可以博得官职和好名声，而且能得到比“遗金”更多的物质奖励，这样的“好事”谁不爱做？
　　皇帝为什么对道德卫星如此热衷？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眼开眼闭？很简单，“路不拾遗”不是自古以来民风淳厚、世道清明的盛世标志吗？而盛世又是谁缔造的？这不是证明寡人乃天纵圣明吗！其次是争先恐后上报“好人好事”的各级官员，他们热衷于此的原因无非是利益驱动：既然皇上好这个，我们就多多益善，还可借此表示自己对老百姓教导有方，也算一种政绩吧。
　　拾金不昧原是老百姓淳朴的自发行为，他们根本没有指望得到什么回报，可是一旦在上者出于某种利益考量对此进行诱导，“道德”就极有可能走样。历史告诉我们，道德卫星高挂云天的时代，常常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让人忧心忡忡的时代。（摘自《同舟共进》第3期作者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