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让练习者放弃亲情，只寄情李洪志。今年２９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何玉红曾是一个正直善良、学习上进、勇于直面人生的好女孩，但自从练习“法轮功”后，她３次向单位领导提出辞职，４次被公安机关依法收容，母亲为她８次进京。面对母亲的关爱，她一心“护法”，冷酷无情。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发生后，在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下，她幡然悔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记者近日在北京与何玉红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征得她的同意，现将她写的一封信公之于众：

与同龄人相比，我经历了一条非比寻常的成长之路。５岁那年，我患了局限性硬皮病，此后导致右侧颜面萎缩、发黑。这是一种疑难病，没有理想的医治方法。父母为了给我治病，想尽办法，但依然无能为力。

从小到大，求医一直伴随着求学的过程。１９９５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１９９８年６月，我接触到了“法轮功”，开始练功后病患有了改善，这使我对“法轮功”的坚信程度逐渐加深，对李洪志说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大法”书籍，相信李洪志抛出的“圆满”诱饵，对自己外貌上的缺欠也逐渐变淡。

１９９９年７月，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的内心很痛苦。我想我什么都不要也得跟李洪志走。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多么自私的行为，为了自己的“圆满”，我置单位的利益于不顾，置父母的关爱于不顾。

８月中旬，单位组织去北戴河旅游，领导同事都很关心我，苦口婆心地劝我同行，可我一意孤行，决心辞职“护法”。我偷偷留下一封辞职书，和另一个痴迷者来到天安门，最后进了天安门的派出所。在我离开后，单位领导和同事们急得团团转。当天夜里，单位４个领导来派出所接我，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

领导告诉我，你的父母已经从老家来了，我马上想到这是给我过亲情关了。在单位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父母。母亲又是爱，又是恨，又是骂，又是劝；父亲则老泪不止，一言不发。可是我却面无表情，一滴眼泪未曾落下。回单位后，我写了两份检查，但内心却想：“护法”是最神圣的。

为了修炼“法轮功”，我第二次写了辞职书。领导和同事们依然没有放弃对我的挽救，年迈的母亲又一次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在我和单位之间奔走。最后，我同意撤回辞职书，主要是为了自己还能保持一个“学法练功”的环境。单位对我很宽松，没有给我任何压力，希望我能有一个慢慢认识的过程，这种关心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而我却没有为单位着想，一来二去，工作上的课题延期了，直至春节前才把课题报告整理完毕。

２０００年春节过后，我与其他痴迷者见面，看一些“大法”材料，心里又受了“震动”。这一次，我主动找领导声明自己要出去“练功”、“护法”。母亲第三次赶到北京，这一次我真是铁石心肠，任何人都无法劝阻。领导只好同意，当天我办好辞职手续。之后，母亲陪我找房子，搬离了单位集体宿舍。５０多岁的老人,应该享受儿女孝心的时候，却为我打点行装，搬运东西，上楼下楼忙了一天。可是母亲丝毫怨言都没有，只希望我能早日脱离“法轮功”。

租了新居，我仍然不能安分守已，跑出去“练功”，与其他痴迷者见面，母亲一个人在屋里整天哭。后来母亲怕我走到政府的对立面，怀疑我的精神是否出了毛病，只好请求当地派出所看着我，这样我被送到了看守所。母亲将自己心爱的女儿送进看守所，如果不是过度绝望，有哪位母亲会这样做呢？

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劝母亲回老家，母亲只好同意了。为了减轻负担，我让母亲把我绝大多数东西都带回老家，只留了一点行李和衣物。我不敢想像母亲为我打点行包时的心情。当年，送我们兄妹３个上大学，送我读研究生时，她是何等欣喜与自豪，而这一次又是何等悲凉与绝望。这一切都是我的自私造成的，一心为了自己所谓的“修炼”，而心境却远远不如远离“法轮功”的人。

后来听母亲说，回家后她天天不出门，守在电话旁想听到我的消息。２０００年３月“两会”期间，我送交“上访信”再次被抓，被老家大连公安局驻京办收容。母亲赶到北京将我接回老家。

去年“十一”期间，“法轮功”练习者又嚷嚷着要进京。我在家里坐立不安，生怕有什么场面被错过，便从家里逃了出来，后因散发传单被劳教。到劳教所后，经过反省加上干警们的帮助，我才猛醒自己做了一场白日梦。“圆满”不存在了，我一下子明白自己应脚踏实地做一个人，做一个为了别人的人。以前，我是有所求做好人，现在我要脱胎换骨，发自内心无条件做好人。

“法轮功”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电视新闻我看了两遍，每次看后都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写下自已的感受。那些痴迷者不仅残害了自己的生命，也撕下了李洪志“真、善、忍”的假面具。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党和政府，如果不是政府的及时挽救，我也可能走上绝路。

其实，回想起来，关于我的心灵症结，早就有人点拨过。母亲曾说：“你既然不执着这个，不执着那个，为什么不把对李洪志的执着也放下呢？”“从小到大你都不是坏人，怎么偏要学‘法轮功’才能做好人呢？那么多老师教你，你都不听，偏偏听李洪志的！”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４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