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摩根大通“染指”人民币业务 10月17日,摩根大通(JPMorgan)在北京宣布其在中国业务的一项重大进展,该公司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牌照,可经其上海分行向全中国的本地企业提供外汇银行业务;同时,获准在上海、天津、大连和深圳向外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提供人民币银行业务。
摩根大通的人民币银行业务通过最终法律批准程序后,将于2003年初在以上四个城市推出一系列金融工具及服务,并在法规许可范围内逐步把这些服务推广到中国的其它地区。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白瑞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摩根大通拥有全球性的广泛服务平台,是中国为数极少的提供综合性批发银行业务和风险管理服务的金融机构,这使我们处于优势地位,以满足中国客户对复杂金融工具日益增长的需求。”
摩根大通银行亚太区副主席兼信贷和利率部主管博德盟对记者说:“我们充分了解中国金融市场对风险管理方案的极大需求目前远远未能得到满足。随着全球环境竞争挑战的加剧,中国公司和外国投资企业需要越来越复杂与有效的资产和负债管理工具,以减少他们的融资成本和财务风险,并增加现金管理的灵活性。而目前的低利率、低股价和高波动性汇率的环境,正是引进这些新服务的最理想时机”。
摩根大通是全球著名的金融服务机构,据悉,它与《财富》杂志1000强中逾99%的企业有着业务往来。集团拥有7410亿美元的资产,业务遍布于全球逾50个国家,其在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股本私募投资、资产托管等方面均稳居世界领先地位。
摩根会带来什么
一、创新金融产品
从JP摩根的历史可以看到,它具有强烈的开创精神。摩根大通的经营模式是与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及机构投资者建立战略性的长期合作关系。据介绍,摩根大通将为中国市场带来崭新而具有创意的全球性风险管理金融工具和服务。这些新的金融工具将有力配合摩根大通目前的在华业务,包括资本市场融资、财务顾问、库务服务、养老基金业务和现金管理服务等。
摩根大通的经营特点就在于将投资银行及商业银行业务相结合,为客户提供广泛及多元化服务。其全球化优势及为企业提供海外上市全程服务的优势,是国内企业难以抵御的诱惑,而这些正是国内银行所不具备的。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白瑞甫解释说,“虽然企业客户在其商业周期内仅需一次或两次有关公开上市或并购的咨询服务,但摩根大通的一体化金融解决方案可为他们带来显著的日常战略价值。我们的解决方案综合了强大的投资银行功能,在JP摩根,我们将此视为公司的价值核心。”
二、竞争与合作
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摩根大通并不是第一家,汇丰、花旗早已抢先一步。但摩根大通的到来还是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摩根大通与汇丰、花旗不同,它主要是做批发业务的,吸纳个人存款等零售业务只在美国本土开展。
有专家认为,在外资银行进入我们视野后的一段时间以来,被谈论更多的似乎是外资银行的一些零售业务。但无论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的业务动向上看,还是从银行业的“二八理论”来分析,作为银行利润主要来源的企业客户,仍然是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从这个角度看,国内银行似乎应该暂时把对账户收费、个人理财的概念之争先放一放,来考虑一下如何把企业———这一真正的盈利点保护好。
但从另一方面看,摩根大通业务重点在于为机构客户提供融资的策略服务和风险管理服务,与国内银行所擅长的传统业务不同,因此,双方的关系是合作大于竞争。用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投资银行总裁朱德淼的话解释,中国原来没有电子工业,合资10多年,中国的电视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中国消费者能买到又便宜又好的电视机了。
三、人才流动
10月16日传来的消息,为了解决电信公司接二连三倒闭的影响,摩根大通银行纽约和亚洲地区计划在近几周内裁员4000人。然而17日该集团却在北京宣布,未来三年内在中国的雇员将增加一倍。白瑞甫表示:在中国,我们对人才的胃口很大,集团将具有相当的实力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取人才,并吸引大批海归派加盟。
如此状况造成人才流动,在短期内可能会挖走一批国内银行的业务骨干,但从长远看,也是借力培养人才的极好途径。
已在中国完成两笔跨国交易
摩根大通1973年就成为中国银行首家美国代理银行,1982年成为首家在北京开设办事处的美资银行之一。在80年代,该公司仍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代理银行,除了担任内地航空业主要融资银行外,还在能源及石化工业的出口信贷方面担当主安排行的角色。1985年,在上海开设办事处,1993年在天津开设分行,并分别于1997年6月和1999年7月在上海和北京又开设了两家分行。摩根大通是首家取得牌照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买卖B股的金融机构之一。
据了解,摩根大通已在中国完成了两笔相关跨国交易,显示了运用其全球性产品及知识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能力。其中一是2001年10月艾默生对华为技术公司下属安圣电气的收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下属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组织遴选出的2001年“中国十大并购事件”中,此事列为第六位。华为集团将其电气业务部门———现在的安圣电气有限公司作价7.5亿美元出售给美国最老牌公司之一艾默生电气,此项交易开创多项先河,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国内最大的收购行动、国内科技界最大规模的交易,并且是外商全资收购中国民营企业的首个案例。摩根大通为艾默生提供策略意见,包括投标策略、估值、交易架构、市场及行业评估、中国法规环境评估等。另一个是2000年,华能国际电力与山东国际电源合并,摩根大通为华能国电提供顾问服务。今年2月国务院通过电力工业重组计划,中国2.5万亿元电业资产将重组为大唐电力、山东国电、国电电力、中电国际、华能集团五大集团,作为华能国电独家财务顾问的摩根大通,再次为5月华能国电并购其母公司华能集团旗下的4家电力公司提供服务。这是重组计划公布后国内电力工业的首项公开收购,华能国际分别在纽约、香港、上海三地上市,接受三个主要金融中心的不同法例监管。庞大的并购最终能在5个月内完成,摩根大通所提供的财务技巧正是其重要的工具。
摩根大通还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国际债券的主要承销商。2001年,它为中国政府10亿美元的欧洲债券发行担任联席账簿管理人,这批债券到期日为2011年5月,票面利率为6.8%。摩根大通把握住美联储减息后市场气氛向好的机会,在市场上发债量较低的时候推出。按伦敦银行同业拆息率计算,此项交易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被亚洲国际金融评论杂志评为年度最佳欧洲债券。
JP摩根:美国金融业“教父”
金融界的著名“摩根”公司有两个,国内习惯把摩根史丹利称为“大摩”,摩根大通称为“小摩”,实际上,无论历史还是资产规模、业界排名等等,两者都应该颠倒过来才对。不过由于摩根大通在中国市场上显得有些静悄悄,而摩根史丹利常常发布一些比较激进的见解,造成名气大小“倒挂”。
摩根大通有着辉煌的历史,它是美国现代金融业“教父”,一度充当过美国中央银行的角色。
摩根大通是通过1999年及2000年逐步合并JP摩根、美国大通银行、Hambrecht&Quist、OrdMinnett、罗拔富林明有限公司及毕根集团六家各具专长的著名公司而成立的。合并后,它的英文名字叫JPMorgan,据该公司一位人士介绍,考虑到大通银行在中国有相当市场基础,中文译名就叫摩根大通。
摩根银行最早可追溯到1838年,美国商人GeorgePeabody开设了一家伦敦商人银行,从而建立了摩根家族。1864年,合伙人JuniusS.Morgan收购了该公司并改名为J.S.摩根公司,1861年,Junius的儿子J.PierpontMorgan建立了JP摩根公司。1870年,JP摩根向在普法战争中陷入困境的法国政府大胆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贷款,从而建立了为各国政府担任融资顾问的地位。
J.PierpontMorgan手里的JP摩根,对美国现代金融和经济影响巨大。1880年,重组并发行了众多的股票和债券,用于对多家铁路公司提供融资,通过这一行动,他成功控制了上述铁路公司的董事会并集中控制了当时美国六分之一的铁路系统。1901年,他建立了美国钢铁公司,是当时世界上首家拥有超过十亿美元资产的大型公司。此外,通用电气公司、国际Harvesler公司和AT&T公司等也是他组建的。
Pierpont多次引入欧洲资金“拯救”美国于金融危机中。1907年,他组织多位银行家共同安排了2500万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以协助当时陷入恐慌之中的华尔街。几个月后,他又安排了2000万美元的融资,协助纽约证交所维持正常交易活动。一战中,JP摩根担任美国政府代理,为盟国提供巨额资金(其中一次的融资额达5亿美元)。
1988年,JP摩根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交易———帮助墨西哥政府成功向债权行发行了26亿美元的债券用以交换现有债务。目前,这一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重整中得到广泛采用。
摩根史丹利是从JP摩根分支出去的。1933年,美国银行法要求美国国内银行与证券业务分离,为了遵循这一法规,JP摩根选择继续从事商业银行业务,而一些高级合伙人和职员另起炉灶成立了摩根史丹利公司。
思科(Cisco)中国公司总裁杜家滨日前在中国用户大会上提出,中国网络经济至少每年可以帮助提高一个百分点的生产力。
杜家滨说,中国企业现在开始强调信息化,但是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信息化的关注点不仅要放在企业内部,更要放在企业与外部的连接点上,应当把信息化的效果扩大到企业外部来创造效益。举个例子来说,思科公司本身是一家专门做互联网产品研究和开发,还有客户的培训、销售、售后服务的公司,我们的专长不在于生产和制造,我们也不擅长于做仓库的管理和配送等事情。我们必须很清楚自己公司的强项与弱项,然后可以利用网络技术来扬长避短。
许多企业可能把关注点放在运用网络改进生产管理上,结果可能是这批产品的制成原来需要两天,现在缩短到4个小时,节省了约八分之七的时间。当然,节省了八分之七的时间很高兴,可是,当企业把这些产品送到港口、机场,如果发现海关或是港口机场商品检验的效率不高,还是需要排队等两天,企业管理所创造的成果等于是零。但是,如果中国企业善于利用网络,就可以更快捷地通关。比如当实物运输还没有到海关、还没有商品检验的时候,所有关于生产的资料从网上先过去了,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既定的文件作业过程,很快审核完毕。这已经不是一个梦想,事实上我们在推动EDI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只不过EDI还要有一个专门的网,今天通过Internet企业不需要有专门的网,我们可以通过软件的设计,把有关的企业和政府部门在网上联接到一起。你可以设想一下,这对于整个国家生产力的提升会有多大的帮助。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有很多,尤其在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怎么通过网络让企业取得市场信息,通过网络达到对销售网络的覆盖,通过网络跟上下游厂商的联络,这都是中国企业要完成的重要课题。对思科来讲,我们所有的生产不是在公司里面,而是外包,外包对我们有什么优势:第一,生产不是我们的专长,第二,外包给那些专门生产的工厂,他们可以拿到更便宜的原料,而且他们有专属的配套设施。这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专业化分工。全球化,首先要解决空间距离问题,这一定要靠网络。为我们生产的这些工厂,虽然可能遍及世界,但其实就像我们自己的生产部门一样,可以通过网络把它们联接起来,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给客户介绍,通过网络把生产点摆在深圳,摆在爱尔兰,摆在美国的德州,让它尽可能靠近当地的市场,达到成本最低化,增强竞争力。 本报记者马海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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