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此次法兰克福书展的座上宾，想要借这个最大的图书盛会推出一些年轻的流行的小说家。戴晴显然是不在此列。戴，68岁，是一个记者，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环境和社会问题（如妇女权益）。由于她对三峡大坝工程的批评，就再也没能在中国大陆找到可以合作的出版商。虽然在中国的文化圈里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她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见解却使她在国际上声名远播。

　　在书展开幕前一个月的研讨会上，中国十分肯定得确认，戴晴和诗人兼批评家的贝岭将不会出现在代表团中。在中方的压力下，展览会的组织者取消了对这两位作家的官方邀请。戴晴目前居住在北京，她说她的官方邀请机票已经被取消，但是她会通过PEN作家协会的德国分部获取签证，以非官方参观者的身份出席此次展览。

　　2008年的奥运会使中国成为世界体育的领导者，同时，她在世界经济下滑的背景下显现出的相对强大的经济实力，也给她带来了更深远的全球影响力。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改革，中国国内的出版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去年的出版的新书就达到了27万册，但是国外对这个国家兴起的文化热潮却没有多大反应。看到美国和欧洲代表的西方文化充斥着媒体和艺术领域，中国为她薄弱的软实力忧心忡忡。

　　因此中国文化部将法兰克福看成是扩大她文化的海外影响力的渠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资750万美元，用来将100多本书翻译成德语和英语，以供在展览会上出售。参加书展的中国作家包括余华--乡土作家，作品《活着》和《兄弟》都突出了人类斗争的主题。他的有关性和毒品题材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被禁止，现在，他因为没有公开批评中国执政党的政策，而得到了官方对他作品的认可。

　　北京想要在法兰克福强调的，就是这种相对的“文化自由”。记者保护协会说，去年在中国有28个记者被捕，这个数字比任何国家的都高。“在开幕式上，中国只说文化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却对入狱的作家只字不提，”戴晴告诉德新社。在与展览会相关媒体的采访中，戴对这个话题发表了她的看法。中方对戴晴的出现作出了相当尖刻的回应，中国前驻德大使梅兆荣说，“我们来这可不是为了上民主课的。”中国这种对待记者和作家的态度成为了展览会的一个焦点。“媒体对我们很关注，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戴晴说。

　　展览会组织者于尔根·布斯（Juergen Boos）表示，他个人对会前研讨中作出的折衷感到恼火。作为对梅的回应，他在展览会的网站上写道：法兰克福书展没有提供民主课，但是民主处处在行动中体现。随后，项目经理彼得·瑞普肯（Peter Ripken）就被解雇，原因是他阻挠戴晴和贝岭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讲。瑞普肯则宣称，他是接到了德国外交部的命令才这么做。

　　中国有意在法兰克福扩大她的文化软实力，作为东道主，法兰克福书展也不是故意要冒犯这位客人，但是近年来，“维护举办宗旨”成了这类全球性活动主旋律。今年夏天，几个中国导演就因抵制热比娅电影的上映，退出了墨尔本国际电影节。9月，北京也对台湾高雄电影节将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列入竞赛名单发表批评。

　　原文摘自：www.time.com译者：土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