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偷渡到中国的越南女大都已结婚生子，她们的子女“世代都是黑户”，要想给子女上户口——就要以自己被遣返回国为代价。  
 

村民莫国华的户口本上只有自己一页

德庆县高良镇江南村大都塘村小组的“越南新娘”与其子女们

“越南新娘”的子女们

为了能顺利到越南找媳妇，洪林给自己办理了护照

5万元娶来的越南新娘，温柔听话，长得又好看

农民工洪林站在工棚门前，心里怀揣着到越南娶媳妇的梦想
 “不知道该怎么办，读两年书回来做农民呗。”除去中国境内“三非”(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人员身份，14岁的莫水燕跟她的同学看不出任何差别，而她流利的普通话让小学校长都艳羡不已。

　　但她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因为母亲陈红文是“从越南过来的”。

　　陈红文还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她们进入中国时的那条河流。狠心砸下200元人民币，混在“有证件”的生意人中间，艄公便将他们摆渡到广西南部的东兴市，再由东兴散布于两广地区的某些县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越南籍的“陈红文们”，或者家境贫寒，衣食无着；或者年龄渐大，尚未成家。她们以打工为名，来到中国谋生，最后大都嫁到广东西部山区。

跨国“买”老婆是陷阱？

    2008年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1岁至30岁占36.5%，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而建筑业从业人员80%是农民工。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职业限制和收入偏低，很大程度上让这些青春萌动的农民工难寻伴侣。

　　已婚农民工，因长时间两地分居，缺乏感情交流，许多人婚姻亮起“红灯”，一些基层法院农民工离婚案件数量占受理离婚案件总数的60%。

　　1995年，高良镇江南村村民莫国华退伍转业时，已是大龄青年。“没有姻缘嘛，所以才花钱讨越南媳妇。”现在，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2007年，他带着接生婆手写的出生证明和村委会盖上的大红印章，到县公安局为儿子莫振煌上户口。

　　“公安局说没有这个政策啊。”莫国华年轻时曾试图跳出农门，未能如愿。“孩子没有户口，可能连我都比不上，起码我出去过，见过世面。”莫国华低头猛吸了一口烟，然后用力地吐出来，幽幽地说：“难道老莫家世世代代都要做黑户吗？”

　　江南村罗阳小学校长李伟耿这样表述“三非”儿童的境况：父母给了他们生命，但政策却很难给他们“名分”。

　　按照婚姻法规定，取得户籍需要如下手续：越南新娘回国开具婚姻状况证明，具备国家机关颁发的身份及户籍证明，要有护照和来华签证，子女具备中国医院的出生证明。

　　现实情形是，对于粤西山区的家庭来说，上述每个证件，他们都难以拿到。莫国华的妻子黄欣嫁过来15年，从来没有回过家，连联系方式都没有。“回去一趟要花很多钱，要是我有能力办到这么多证明，就不需要娶越南新娘了。”莫国华说。

　　“在民政部门登记中，中越跨国婚姻，一个都没有。”德庆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何桂来说。

　　德庆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记得，几年前他们曾就这个问题请示过省里。当时省有关部门回复了指导性意见：如有出生证明可以办理入户。但前提有三个：父亲强烈要求孩子留在国内，且不违反计生政策；父亲要证明与入户孩子间的父子关系，要验DNA；最后一条是，原则上对越南新娘遣返回国。